近代中国，随着社会公众慈善理念增强，开始出现各种民间救灾助赈活动。这种以民间力量为主的救灾助赈活动统称为义赈。近代上海开埠及租界建立，使上海经济社会繁荣，商贸活动势头强劲，为民间救灾助赈奠定了物质基础。一批外国宗教人士通过不同方式也参与了中国民间救灾助赈活动，一定程度推动了义演、义卖等新型救灾助赈活动的兴盛发展。

　　1、商人群体发起的商赈

　　上海开埠之后，社会发生改变，城市商贸经济繁荣，奠定了近代上海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环境让绅商阶层获利颇多，他们有的投资建厂，有的成为协助中西方沟通交流的翻译人员，有的从事经济生意活动，整体财力雄厚，为他们帮助穷人提供了经济保障。

　　据《清史稿》记载，“光绪二年，淮、徐灾，与浙人胡光墉集十余万金往赈，为义赈始。”由此，我国义赈活动开始。商人群体大规模助赈救灾当属其在丁戊奇荒中的救助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875年共 103 个州县受灾，1878年达285 个县。上海绅商经元善在得知信息后便立即召集其余商人实施救助，整个救灾过程组织有序，相互协调。他们为广大群众提供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当时的救济压力。

　　1878年4月，经元善决定设立上海协赈公所，同时在谢家福等人的呼吁下，苏州、扬州、杭州也先后设立了筹赈所。他们到各地募捐，设立分支机构，并倡议各地绅商参与灾区救助工作。整个商赈过程安排得当，呈现独立又紧密合作的工作特点，募集灾款、管理账目、运输钱款物资、检查灾情各环节均派专人负责，分管各自事务。跨区域输送和发放救济物资时，各区域赈灾工作配合融洽，齐心协力保证物资、钱款安全送达。

　　江浙绅商作为新兴近代工商业者，是灾荒救济强有力的支撑，各救赈机构相互呼应，形成了统一的救赈系统，江南士绅兴办的民间义赈在灾荒中先后筹款近百万两，打破了传统地域模式，形成以上海为中心，江浙地区为基础的士绅慈善救济网络，真正形成民间力量为主体的慈善系统架构，显示出绅商群体在社会援助领域的重要作用。

　　近代绅商参与助赈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灾害发生后，灾民大量涌现，食不果腹导致极易发生动乱，出现哄抢富户的情景，其破坏程度得以想见。商人此时出面，主动拿出自身银粮救灾，可避免成为哄抢对象，财产免受严重损伤。这实际是对自身及家人的变相保护手段，是明智之选；其二，各级官员在救助中，必然会向各界劝赈筹款，商人就是政府劝赈的主要群体，助赈行为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被动性行为；其三，不在灾区的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将粮食等救灾物品送往灾区以赚取差价，获得可观的收益，利润的驱使是其参与助赈的最主要原因；其四，商人群体对信誉十分注重，出现灾荒状况，主动参与，可以极大地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满足精神层面的追求。将钱粮捐于官府更能结交当地官员，巩固其拥有的权力，扩大影响力，树立起自身名声与品牌，以便日后更好地销售商品，积累潜在消费群体。

　　2、伶人群体发起的义演

　　城市化发展使得人口向城市聚集，新式娱乐也不断涌现，义演成为城市慈善组织筹资的新方式。慈善表演是指为慈善事业免费提供表演的行为。西方慈善观念传入是义演活动兴起的首要前提。担任翻译员的张德彝就曾在日记中提到英国慈善医院善款的来源，其中就包括“或借地演剧歌，纵人往观，收取其费,以资善举。”（《申报》）西方演出筹款的方式让上海地区的戏院受其启发，演戏筹赈初见端倪。之后，演戏筹集赈款获得越来越多关注，戏院竞相参与，演戏筹赈流传开来。1877 年 5 月，上海的久乐园“不揣薄绵，拟分所得戏资赈务”，并将“所得票金支发园租、工食之外，其余全数上缴”。（《申报》）该时期义演由单一戏院向多家合作形式转变，助赈社会影响力扩大。1931年，江淮水灾，上海伶界联合会就曾发表，“为普遍救济灾民起见，亦愿与永寿年班合作，会串义务戏，将售资所得，悉数充济灾民。”（《申报》）上海时代变迁及经济发展为慈善义演兴起提供了时机，这种新兴表演助赈形式也为市民群众提供了新的娱乐途径，传统表演形式得到拓展，形成新的社会文化氛围。演戏助赈是上海地区义演最初形式，筹款的目的除赈济灾民外也包含着提升国民精神与慈善意识的价值导向。这种新型助赈帮助了处于社会边缘的伶人群体，义演的积极影响让其社会形象得到提升，获得人们的尊重，重新塑造起他们的身份。

　　3、传教士群体发起的教赈

　　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开始艰难转变，催生出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他们运用《万国公报》、《遐迩贯珍》等报刊宣传灾情，提供新型救灾措施，为西方介入赈灾活动营造舆论氛围。从 1844 年开始，教会便陆续开始从事社会慈善事业，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照顾帮助上海难民，成立医院、学校等场所，向广大群众免费治疗，促进基督教中西文化交流与发展。传教士着手在我国部分地区展开有组织的赈济活动以在“丁戊奇荒”最为瞩目。“丁戊奇荒”中教赈共发放救济金 204,560 余两，义赈共发放 244,596 余两(1879 年 4 月 8 日统计)。李提摩太是救灾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山西地区赈灾工作在其带领下取得优异成果，赈款总额达约十二万两，灾民救助数达十五万人之多。

　　1877年，山东赈灾委员会成立。截至 1878年1月，其从中国、日本、新加坡及其他地方共募集赈款 30361两，其中经李提摩太散放的约 19119两，救助的饥民达 7 万余人。1878年1月26日在其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分为几个独立机构，不同职责分配不同人管理。运作流程大体分为以下几步：整理汇总灾害数据、分析灾情情况、找到解决方案、筹集赈灾资金、汇总分发灾款，这样的工作流程构成全新的赈灾模式。1921年9月成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主要负责处理具体赈灾事宜，如制定预防措施、救济灾民等，在其带领下，传教士开始有计划的在中国地区建立相关慈善机构，服务当地人民。（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吴娜：《近代上海地区书画助赈活动研究（1878-1931）》（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