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疯作为一种古老且不知起因的慢性传染病，自古以来民众始终缺乏科学的认知，认为其代表了最深重的罪，态度多为歧视、偏见与排斥。

　　晚清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受到基督教信仰影响，首先在中国开办麻疯院开展麻疯救济活动，并在救济中传播福音，因此传教士是近代麻疯救济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财政困难，政府对于公共卫生事业无暇顾及，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及设施明显较为落后。对鼠疫、白喉、霍乱等仍具有极大威胁烈性传染病关注尚且不足，更遑论麻疯等慢性传染疾病。而交通、战争等加剧人员流动对公共卫生造成极大威胁；民众文化水平较低，对于麻疯缺乏科学了解，将麻疯看作上天对有罪之人的惩罚，排斥、歧视麻疯患者：医学尚未攻克这一疾病，这些都是导致麻疯蔓延的重要因素。

　　民国之后，上海慈善事业蓬勃发展，各种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此同时，中国教会的中坚分子受到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期望代替西方传教士担负起近代麻疯救济的重任。最终在基督教信仰、民族主义诉求以及教会本色化的多重作用下，中华麻疯救济会应运而生，打破了传教士在麻疯救济事业中的垄断。

　　1927年中华麻疯救济会的成立是教会本色化的重要成果，在此之前中国的麻疯救济事业无可置辩的掌握在来华传教士的手中，救济会的成立打破了传教士的垄断。救济会的成员对传教士所建立的麻疯救济事业无疑是钦佩的，但其认为麻疯救济的重任必须由中国人接任，中国教会必须自立。在丹纳访华时提出的建议是建立一个美国麻疯救济会的中国分部，但在第一次开会讨论该会的名称和性质，详细考虑之后，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该会既然为中国人士所创办，又为中国同胞，当然须有华人负责，以此来博得国人的同情和赞助，遂由李元信提议，王志仁复议全体通过，定名为“中华麻疯救济会”。

　　救济会的成员多为教会中坚分子与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医学精英，主要来自于青年会与中华医学会，组织结构模仿青年会的董事制与干事制。这套模式使得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的现代性特征，集体决策及互相监督，既防止决策的失误也制约了腐败滋生。资金运行实行会计征信制度并向社会公开，接受各界监督。

　　在近代麻疯救济事业中，救济会充分利用其核心地位，进行舆论宣传与实际慈善救济活动，包括创办《麻疯季刊》进行舆论宣传；施送药品；组建、援助全国麻疯院；创办新式麻疯院；召开全国麻疯大会；以及不断向政府提出吁请来为我国吞万疯胞请命。唤起了政府与民众对麻疯问题的关注。救济会努力为麻疯患者摆脱污名，并且促进了近代救济麻疯观念的转变，为民国乃至建国后的麻疯救济事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近代唯一全国性的麻疯慈善机构，中华麻疯救济会自成立之始即着手开展麻疯救济工作，特别是1927至1943年，充分利用其核心地位，进行舆论宣传与实际慈善救济活动，并在救济中与政府频繁互动，极力呼吁当局重视麻疯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时局不稳、财政困难，政府并未回应救济会提出的各项建议。中华麻疯救济会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社会与政府对于麻疯救济事业的关注，努力为麻疯患者摆脱“污名”，促成了近代中国麻疯救济方式由重隔离向重治疗的方向转变。但救济会在资金管理、组织运作等方面也存在不少不足。

　　救济会虽然脱离了差会的掌控，核心成员完全由国人担任，但救济会主要资金依然需要依靠英美的援助，组织运行也仿照英美式的组织结构模式。这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组织结构虽保障了救济会得以正常稳定运行，但董事会多数兼职、会员自由出入造成成员更迭频繁且资金来源完全依靠外部捐助，这些问题都成为了影响救济会运转的不利因素，最终在战争爆发后完全得以显现。英美资金断绝，救济会仅依靠国人捐助难以为继，最终走向袞落。除此之外治疗效果不明显导致民众失望、麻疯院管理不当、缺乏政府的支持都是中华麻疯救济会草草退场的重要原因。西方在麻疯救济领域拥有绝对话语权，在我国医学尚不发达、时局混乱的时代，救济会从创立到发展始终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政府职能的缺失，使救济会承担了本应政府承担的工作，作为民间团体不可避免的出现诸多问题。在麻疯尚未被攻克、无固定收入来源以及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中华麻疯救济会无法也不可能取得铲疯运动的成功。

　　民间慈善组织多继承于明清时期的善堂善会，为了追求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包括以房地产为中心的资产、建立明确经营责任的董事制，发行登载社团活动情况，以及会计信息的征信录等。尤其在上海地区培养了地方社会的公共性。这类慈善团体开展了各种救济工作，如救贫救残、教化孤儿游民等。他们有的继承了传统善举，有的基于基督教人道精神，有的为缓和社会矛盾。各种慈善团体并存。上海热心慈善的各界领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各类善团，承担了本应属于政府的民生救济职能。而各阶层民众向慈善机构的踊跃捐款也体现出上海市民的参与公共意识。对于救济会的研究可以窥探出民国慈善组织在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作用。其作为近代唯一麻疯救济慈善团体以及教会本色化的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意义。救济会对于麻疯宣传的形式和方法，以及作为慈善团体较为健全的组织机构，多种形式对外进行财务公开等征信制度对于今天慈善机构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王雅琪《中华麻疯救济会研究1926-1943》（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