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位女孩网上“炫富”事件开启，自2011年6月，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开始经历最大的一场公众监督运动，国内公益组织一度处于一边多方尝试谋发展，一边难以“自证”公益心的窘迫境地。公益组织如何重塑公信力？民众如何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公益”？一度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公益慈善组织作为公益事业的运营主体,其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益领域能否得到长足发展，从而对整个公益事业的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本问Back to Basics》第五期，我们请到了拥有多年公益经验的王行最和刘丰蔚两位嘉宾，回答并分享他们心中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公益问题。

　　01

　　公益也可以用做生意的方式来达成使命

　　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公益？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王行最眼中，中国的公益也可以用做生意的方式去做。

　　以经营的方式做公益，这就是“社会企业”的概念。“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按照市场的逻辑和规则去做事情，但它需要富有强烈的社会使命。”王行最解释道，“但目前社会企业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种气候或者一种产业。”

　　“社会企业”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44年的合作社商店，商店销售质量好、价格公道的食品给顾客，同时将销售所得利润分红给商店成员。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企业”成为一个被英国社会普遍接受的概念。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执政期间，英国社会企业得到迅猛发展，英国也成为了这一领域内全球领先的国家。如今，社会企业已经成为全球一种新的组织理念和商业模式，据王行最称，英国的社会企业已经达到了200亿英镑的产值规模，但中国还处在起步阶段。

　　2006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部得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的第一笔贷款，自此开启了商业化融资的探索之路。200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世界银行共同发起，将小额信贷项目部转制成为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中和农信正式迈入市场化阶段，尝试公益的商业化执行转型。

　　最开始，中和农信主要承接的是传统的捐赠资金类的扶贫项目，每年可以覆盖到2000-3000贫困人口。在当时贫困人口上亿的情况下，这样的帮扶无异于杯水车薪，面对这样的实际问题，王行最想：“是否能用市场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一个社会问题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的时候，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大规模地解决这个问题。”王行最引用了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话。而后，国际金融公司、红杉资本、蚂蚁金服等商业资本入股中和农信。如今，中和农信主要是为农村偏远地区的农户，以及那些难以从传统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人，提供方便快捷的小额信贷服务，帮助那些有劳动能力和创业激情的中低收入群体通过自身的努力，有尊严地摆脱贫困。

　　“我们专门瞄准农村的贫困户给他们提供贷款服务，用于解决他们的生产需求，比方说需要买种子、买化肥、买农药等等。如果要区分这是公益还是商业行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是，是具有强烈的公益目的的一种商业贷款，所以我们叫公益性小额信贷。”王行最说道。

（中和农信的工作人员与农民进行沟通 图源：中和农信）

　　中和农信通过以商业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组织转型，以规模和效率推进了公平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快速实现。截至2020年12 月，中和农信的小额信贷业务已覆盖全国20个省份，拥有345个分支机构，在贷客户数42多万人，累计放款金额达到589亿，超过300万农户从中受益。而机构实力的提升，也相应提升了其社会公信力。

　　02

　　把中国公益组织的公信力推到海外去

　　除了深耕中国农村扶贫，中国扶贫基金会自2005年起开启了国际人道救援与减贫发展项目的探索之路，援助覆盖到亚洲、非洲、美洲的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现在因为疫情、气候变化这些影响，很多人会发现整个世界都是相连的。那么，只有每个事件、每一个国家都发展好，每一个人、每一个儿童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才能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为整个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刘丰蔚说到。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埃塞俄比亚办公室国别主任，刘丰蔚在非洲和东南亚工作了五年。

　　但在埃塞项目启动初期，项目团队面临着重重的困难。“我刚去埃塞的时候，没有（当地）人知道我是谁，我是来干什么的，我能干到怎么样，我们安的是不是好心。”刘丰蔚说，“所以当我们没有公信力的时候，所有的工作都是非常难进行的。”

　　面对这样的困境，项目团队开始从最基础的项目做起，选择“简单”但更贴合当地需求的项目，是中国公益组织尝试在海外建立公信力的开端。“做这种当地人最需要的、最能理解的项目，比如说简单的学校供餐，让学生在学校吃饱饭，或者给学生发一个书包，里面有他最需要的文具。正是因为我们一直采取这样简单又实际的项目，所以才让当地人对我们的接受度非常高。”刘丰蔚解释说。

（爱心包裹项目 图源：中国扶贫基金会）

　　确保项目落到实处，并及时向当地政府反馈项目实施的进度和成果，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海外提升公信力的第二步。由于项目的善款是由中国普通公众捐赠，且用于公益目的，因此需要向当地教育部申请免税函。在项目开展的第一年，作为在埃塞新注册的机构，当地政府拒绝对该项目发放免税函。

　　“最后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们。”刘丰蔚说。为了有效维持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向学生发放书包时，给当地政府提供了接受捐赠的学生名单以及每一个学生的亲笔签名，如果签名被发现是校长或者家长所签，刘丰蔚会找到该学生，让他/她重新签名。事无巨细的努力和良好的沟通，不仅保证了捐赠的物资真正发放到需要帮助的群体手中，也赢得了当地政府的尊重与支持。

　　“在三年的时间里，中国扶贫基金会累计在埃塞俄比亚发放了10万个书包。”刘丰蔚介绍，这样的成绩让埃塞政府工作人员惊叹，“从来没有见过工作如此认真的国际组织”。自此之后，埃塞政府为该项目点亮了畅通的“绿灯“。

　　持续、稳定的项目实施，有助于公信力的累积。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在埃塞俄比亚进行援助的国际组织都退出了。在这种全球性战略“回撤”的浪潮下，中国扶贫基金会仍在坚持推进项目。“我们觉得好不容易刚刚有了起色，一定要坚守在那儿。”刘丰蔚说。尽管当地的学校不开学，他们还是想办法转变学校的供餐形式，去到社区发放粮食包，一点点积累中国公益组织在海外的公信力，打造影响力。

　　截止2019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4个国家和地区落地实施了国际人道救援及减贫发展项目，总投入超过2亿元人民币，惠及约90万人次。在缅甸、尼泊尔、柬埔寨、巴基斯坦、老挝、蒙古国、埃塞俄比亚、苏丹、纳米比亚、乌干达等10个国家开展了长期发展援助项目，并在缅甸、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三个国家注册成立了国别办公室。

　　03

　　自律与他律：护航公益组织初心，提升公信力

　　如果说企业是依靠实力和创造力而得以立足、发展，那么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公信力就是其立命之本。维持公信力，确保项目的良好运作，离不开监管与信息公开。王行最认为，公益组织需要有内部的自律和外部的监管，两者共同作用时才能保证公益的初心不发生偏离。

　　中国扶贫基金会内设的监管部门为监测研究部，通过制定监测计划，使用相应的指标衡量项目的实施，从而判断是否符合项目设计的初衷。外部的监管则由上级的审计部门行使，每年开展外部的调查和审计工作。“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是因为在公益组织工作，这个人就一定比其他人更高尚。”王行最说道，“如果仅仅靠理性的自律，没有外部的监管的话，很难保证公益人和公益项目的理性能够长久保存。”对于捐赠人，公益组织需要告知其项目计划，包括项目目的、捐款的使用方式、项目进展等等，并在项目结束后及时提供项目报告和财务报告。对于普通大众，公益组织需要表明自己的职能属性和工作内容。对于受益人，公益组织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帮扶对象的不同需求来制定计划，并向他们仔细阐述。

　　保持信息的公开披露，保证每一笔善款的正确使用，保障每一个公益项目的长久稳定运营，是王行最和他的公益伙伴在这条公益发展之路上，最大的坚持。

　　注：

　　《本问》是张晓文在她的棒咖啡Bon Café+里发起的现场录制并直播的沙龙活动。拥有多年记者经验的她，邀请至交好友，用直白和灵活多样的方式一起来提出当下社会和人生中最基本的问题，尝试共同回答最根本的问题。（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