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近日发布的《目标守卫者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依旧存在。如何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当下，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9月13日，盖茨基金会举办2021年《目标守卫者报告》发布线上研讨会。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首席代表顾问杨建悦，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疟疾规划主任佩德罗·阿隆索（Pedro Alonso），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曹俊，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下称“全球基金”）技术顾问和合作部疟疾主管斯科特·菲勒（Scott Filler）展开讨论。

　　会上，多位代表提及中国的成功的抗疟经验。今年6月，中国正式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目前致力于推动非洲乃至全球消除疟疾的进程，在持续研发、生产和供应抗疟药物和用品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抗疟经验因地制宜地应用到非洲地区。正如曹俊提及的：“此前在疟疾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在更多情况下是与发达国家、欧美国家合作，而且更多时候是接受人家的帮助或者是技术输入。但是最近几年，我们更多的是与欠发达国家合作，承担着技术输出的角色。”

　　中国正式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认证

　　今年是盖茨基金会《目标守卫者》活动举办的第五个年头。研讨会上，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首席代表顾问杨建悦首先介绍了《目标守卫者》的主要内容。她说：“今年报告的主题是‘创新与不平等’”，旨在探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受到哪些影响。

　　“疫情从最初暴发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而由此导致的不平等现象是越来越突出。”杨建悦举例介绍，目前已经接种的新冠疫苗中，80%以上流向了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而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量还不到全球的1%。

　　但她也提到了一些亮点，比如疟疾。“长期以来，疟疾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疾病之一，全球90%的疟疾病例发生在非洲。但最新的数据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因为去年的疟疾发病率仅仅增加了0.5个百分点。”

　　杨建悦特别谈到了中国在抗疟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今年6月30日，中国正式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消除疟疾认证。“在过去的70年里，中国实现了从本土疟疾病例每年3000万降到零的不起的壮举。这离不开中国一直以来对创新产品和创新模式不断的投入，还有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得益于像全球基金这样的国际机构的支持。其实更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国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本国消除疟疾之后，一直在推动非洲，乃至全球消除疟疾的进程。这其中既包括持续的研发、生产和供应抗疟的药物和用品，也包括把自己的抗疟的经验因地制宜地用到非洲的疟疾高发国家。这一点在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里有一个专门的介绍。”

　　关于中国几十年来防治疟疾的具体进程，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曹俊表示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1959年，发病率较高，但因基础情况不明朗，具体感染数字无法预估；1960年-1979年，阶段内发生数次大的暴发流行，尤其是1970年代，最高发病例数超过三千万；1980年-1999年，疟疾的发病率得到了有效防控，发病数明显降低；2000年左右，经历一次回升；2010年正式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最终实现本地病例零报告，简称为三千万减到零。”

　　佩德罗·阿隆索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疟疾项目的主管，对中国成功消除疟疾这一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中国的成功也证明了科学和知识的力量，解决疟疾的问题需要不断寻找合适的方法。为此我们做了许多探索，同时中国也参与研发了如今被广泛使用的重要抗疟药物——青蒿素，以及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治疗方法，以及其它抗疟药。中国也是第一个通过广泛使用杀虫剂浸泡蚊帐进行媒介控制的国家。换句话说，中国把疟疾当作一个问题来解决，而不仅仅是一个需要应付的任务。”

　　回顾中国疟疾防控阶段的工作经验，曹俊特别提到了最为重要的“1-3-7”监测响应策略。他也在研讨会上做了详细介绍：“中国首创的‘1-3-7’监测响应新策略，即一天之内报告病例，三天之内复核病例，明确感染来源，七天之内进行风险评估，阻断传播。经过应用实践，目前‘1-3-7’已成为国内监测响应的可行工作方案。”

　　除了消除阶段的“1-3-7”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防控方式，曹俊补充：“包括分类指导（应用于中部疟疾流行较严重的时候）、五省联防（五个疟疾较严重的地区进行联防联控）、以及药物研发、技术培训、全民服药、社区参与等等。”

　　而我国国内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如今正在为全球消除疟疾做出贡献。曹俊例举：“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疟疾监测响应的工作手册中，直接采用了我们的模式图和流程图，这表明世卫组织采纳了我们的技术方案，并成为了技术规范；在世卫组织地区性的规划中，如大湄公河次区域、西太区的控制规划当中，都明确地提出中国‘1-3-7’监测响应的新策略，很明确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时间的维度，有效地阻断疟疾防控，而且可以考核。”

　　在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技术顾问和合作部疟疾主管斯科特·菲勒看来，中国不仅在疟疾防控工作中取得成功，还转变了身份，成为全球基金的捐赠国。“对于全球基金来说，这是再成功不过的例子：作为曾经的受助国，中国现已成功地消除了疟疾，并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了经济，现在还大力回馈帮助其他国家取得同样的成功。”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向全球基金捐助6300万美元。

　　专家建议：为全球消疟建立最基础的公共卫生响应机制

　　杨建悦在研讨中谈道：“无论是疫苗免疫覆盖、还是疟疾，之所以能够避免最坏情况发生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国家、机构、个人不遗余力通过各种创新的办法来保护这些来之不易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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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的成功经验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各国不会深陷于贫困与疾病的恶性循环，而是能够打破这个怪圈，并能够控制疟疾。

　　杨建悦较为积极地表示：“去年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基础性的疟疾防控工作将受到严重干扰，可能让已经取得的进展倒退十年，并导致新增20万人死于这种本来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疾病。但是最新数据表明，去年疟疾发病率仅增加0.5%，这一数据给我们带来一丝希望。”

　　提及中国推动创新造福全球这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时，杨建悦谈道：“在消除疟疾之后，中国一直在推动非洲乃至全球消除疟疾的进程。这其中包括持续地研发、生产和供应抗疟的药物和用品，也包括把自己的抗疟的经验因地制宜地用到非洲的疟疾高发国家。”

　　“我们曾在坦桑做过‘1-3-7’监测响应机制的试点，1-3-7当中的‘3’是要做对应病例的复核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但当地的基层卫生资源的配置无法满足这一点。于是两国的疾控人员结合中国在控制阶段的经验，因地制宜地把‘1-3-7’改造成‘1-7’防控模式，既结合了当地的实际状况，又显著降低了发病率。”

　　“目前世卫组织希望把“1-7”模式推广到其他疟疾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例如坦桑尼亚的其他地区、赞比亚、布基纳法索和塞内加尔等国家。这也证明了如果能把中国的经验因地制宜地分享和运用，我们的疾病监测响应策略是有积极作用的。” 杨建悦认为，这些行为不仅有益于疟疾防控，对于其他传染病疾病的防控也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想要真正在非洲地区获得成功，还需要建立最基础的公共卫生响应机制，确保每个疟疾病例都能获得基础的医疗服务，斯科特·菲勒认为：“在病例去诊所就诊时，能够进行寄生虫感染诊断；在确诊后，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抗疟药物。而且就诊全程需要记录下来并上报，这样的监测系统才能对未来介入提供有效指导。这也是我们希望帮助非洲大陆建立的可持续、富有韧性的卫生体系。”

　　“但是现在非洲大概只有40-50%的儿童发烧时，能获得基础的医疗服务。因此我们需要和不同的伙伴合作帮助这些非洲国家建立公平的基础医疗体系，疟疾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卫生体系的建立能够在帮助这些国家在应对不同传染病时发挥关键的作用。” 斯科特·菲勒补充道。

　　新冠疫情背景下严防疟疾卷土重来

　　提及新冠疫情对非洲和全球疟疾防控的影响的问题，斯科特·菲勒表示：“我们之前也特别担心新冠疫情会削弱我们的进展，不仅是工作的进展，还有我们的资金投入。疟疾防控的常规工作之一是蚊帐分发，我们每三年会通过中心站点为非洲国家全民分发蚊帐，对此我们特别担心新冠疫情的冲击。”

　　“中国目前在全球的疟疾防控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斯科特·菲勒肯定了中国目前取得的成绩和已形成的响应机制与措施，“即便不能完全照搬（中国的经验），但它也印证了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复杂的体系，对疾病做到有效监测、记录和上报，并及时采取适当的响应措施。这些构成了公共卫生应对的基石，对消除疟疾、新冠肺炎和其他疾病来说都非常重要。”

　　盖茨基金会今年发布的《目标守卫者报告》中有最新数据及一些事实充分证明，新冠疫情暴发至今的两年内，由此导致的不平等现象愈发突出。杨建悦补充：“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又有3100万人陷入了极端贫困，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中低收入国家。”

　　针对逐渐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全球基金已通过自身新冠响应机制所资助的适应性措施采取行动。斯科特·菲勒表示：“我们已对这种新的大流行病做出了快速反应，并扩大了规模。截至2021年8月，我们调动并批准了33亿美金给100多个国家，以对抗新冠，保护前线卫生工作人员，并调整方案以适应新冠所造成的环境。我们将在干预方面继续这一努力，以确保工作向前推进，包括分发蚊帐、杀虫剂滞留喷洒、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以及确保那些对疟疾预防和控制非常关键的社区卫生工作者感到安全，以继续完成他们的工作。”

　　“虽然我们担心新冠疫情的连锁反应会影响抗击疟疾的整体工作，使我们过去十年的进展付之东流，但我们对项目进行调整，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正如我反复说的，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疟疾问题，并对这一项目展示出来的韧性感到高兴，但我们远未取得成功。现在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还很高，还有很多的国家已经接近消除目标，但尚未达到终点线并且需要防止疟疾卷土重来。” 斯科特·菲勒补充道。

　　“眼下全球各国都在抗击新冠疫情，导致各国抗击疟疾的进展岌岌可危，因此全球基金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样才能对抗整个系统面临的压力。只有通过全球范围内强有力的多边合作，人类才能够最终击退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