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豫西慈善事业主要有养济院以收孤贫、育婴堂以抚幼儿、普济堂以恤穷乏、义冢以收枯骨、仓储以备灾荒，这些慈善机构都是在地方政府主持下进行的，以官办为主，这也是清代中原地区乃至华北地区慈善事业的一大特征。清代豫西慈善事业相较河南其他地区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因为晚清江南义赈资金的进入而发展出综合性慈善机构，慈善事业得到新的发展；二是慈善事业的主体出现较为鲜明的由官到民的转变。

　　1、综合性民间慈善机构出现

　　晚清时期，民间慈善得到很大的发展，慈善机构和慈善资金从江南开始向华北发展，起因是光绪三、四年间的“丁戊奇荒”，江南慈善资金借助赈灾而在华北举办了很多慈善机构，推动了北方慈善事业的发展，而豫西也因此发展出综合性民间慈善机构——新安倡善堂。新安倡善堂举办多种慈善事业，是清末豫西的综合性民间慈善机构，一直存续到民国。其中，恤嫠、惜纸等慈善源于江南，在北方较少见，江南慈善资金通过赈灾而将南方的慈善模式扩展到了豫西乃至整个北方，推动了北方慈善事业的发展，表明清末民间慈善事业已走出地 域限制，江南慈善模式凭借其资金优势而在北方等地生根发芽。

　　2、清代豫西慈善事业主体由官到民的转变

　　清代豫西慈善事业另一个特征是由官到民的渐进发展之路，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豫西地方财政不再积极投入慈善事业，多是由民间资金发挥作用。从养济院的官办，到普济堂的官督民办，其中如永宁县普济堂完全民办，再到病旅、瞽童教养的官员个人捐施办理，最后到新安县“倡善堂”吸收江南赈济资金而完全由民间资本主持。这一慈善事业发展路线图可以看出，清代豫西慈善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发挥作用越来越小。清初豫西举办养济院，全赖政府兴办；雍乾时期举行普济堂建设，官方起引导作用，民间力量纷纷参与；到清末，官办慈善已经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在办慈善，如普济堂资产自我经营和增殖、倡善堂被江南士绅及其资金扶持而发展，这些都说明清中期之后豫西慈善事业是国退民进，官方只是勉力维持，民间力量成为慈善事业的主力。

　　如嵩县普济堂资产较多，有田地836 亩，又有生息银400两，这些资产“并知县戈锦劝输”，即来自社会捐赠，属于民间资本，该堂产年收租谷385石，岁息银96两，两项合计年收益306两有余。但这些收益并未全部用来收养贫民，而是被嵩县政府挪作他用，协济偃师驿站银30两，剩余银两则“解司存拨”即上缴省财政。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嵩县普济堂增收贫民17名，总数至70名。至此，嵩县普济堂资产基本上全用于收养贫民。对普济堂资金的管理反映出在嵩县官方最初意识里普济堂是官办官营，嵩县方志则明确记载普济堂是民间捐输建成的。这样矛盾之处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嵩县普济堂在建设之初，官方视其为官产。这与河南普济堂建设背景有关，也与乾隆初年有关普济堂资产的谕旨有关。从嵩县方志记载可以大致推测，至迟到乾隆中期，豫西普济堂基本依靠堂产运转，官方不再投入，也就不再干涉，普济堂依靠自身力量维持和发展，官方色彩基本消退。

　　光绪初年，南方民间慈善资金进入豫西，推动豫西慈善事业的发展，更使得民间力量成为豫西慈善事业的主力。

　　但豫西民间用于慈善的资金也不足，一是不能对宜阳、阌乡毁弃的慈善机构进行重建，二是没有能力举办新的慈善事业，直至江南义赈资金进入豫西，才推动当地慈善事业新发展。而且“丁戊奇荒”时江南士绅在豫西的义赈也从侧面说明当时豫西民间资金的有限性。

　　结语

　　清代豫西以养济院、普济堂为代表的慈善事业对社会底层起到一定的救济和保障作用。

　　雍乾时期国力强盛，官方动员能力较强，民间也较为富裕，豫西慈善事业发展较快。雍正末年，王士俊檄文河南各州县限一个月内建置普济堂，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真就建成了100 多座普济堂，成绩巨大，反映出当时国家动员能力很强，民间财富也多，二者结合，普济堂就建成了，而且堂产充裕，保障其后近200年的运转，当然也就大大促进了清代豫西乃至河南地方慈善事业的发展。乾隆初年对养济院、普济堂等慈善事业进一步进行规范，使得官方和民间资产结合起来，国家与社会互动良好，更有力地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豫西慈善经费来源有三个：一是官方财政和资产，如养济院经费来自官方财政即地丁银，部分普济堂资金来自官方划拨的资产；二是民间资产，如普济堂接受大量民间捐赠资产、新安倡善堂资金来自江南义赈捐款；三是堂产自营收益，以普济堂为代表，通过出租田地、出贷资金等方式获得资产性收益，以此维持自身发展。

　　清代豫西慈善事业随时间推移而呈现出由官到民的渐进发展态势，除养济院由官办之外，其他慈善事业官方起引导作用，官员个人带头，民间社会在资金和管理上广泛参与。晚清“丁戊奇荒”下江南义赈资金进入豫西，进一步推动豫西慈善事业的发展，其意义重大：一方面说明豫西本地慈善力量发展并不充分，另一方面说明民间资金在慈善领域超地域发展。（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吕宽庆《清代豫西慈善事业探析——以养济院和普济堂为中心》，《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21年第20 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