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既是重视教育的思想家,也是倡办教育事业的实干家。在其创办义庄义学的实践过程中,有很多新的创举。范仲淹在苏州创办的义庄义学,不但成为后人兴学的榜样,而且突破了单一家庭私塾的限制,对教育的普及有极大的贡献,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典范。

　　范氏义学的主要内容

　　范氏义庄的建立只是范仲淹“敬宗收族”理想的 一部分,他还有一个宏大的想法,就是希望通过形成宗族读书求学的氛围,激发范氏宗族子弟们读书上进,实现科举从仕的理想,让家族中不断有人中举为官,从而获得持续不断的政治资源,荫庇家族,实现整个范氏宗族权益的延续与扩张。因此,范仲淹设立范氏义庄,在为全宗族族人经济维持作出贡献的基础上,积极谋划如何推动宗族子弟的教育进步。

　　他在范氏义宅内设立了私塾,将以前每个家庭单独办的私塾教育推及到全族共享的范围,以此作为宗族的公共服务,使每个宗族子弟获得教育的权利,这种办学形式被称为义学。虽然“义学”一词于后汉时期即已出现,但后人普遍将范仲淹所设的范氏义学视为义学的源头,因为这种义学模式较以往的“义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范氏义学是一种服务于宗族子弟,由义庄经济物质基础提供保障,目的是通过整个宗族教育水平的提升,实现宗族政治与经济权益的一种教育模式。

　　在范氏义庄内,义学的教学场所是专门的。根据范氏后人的描述,范氏义学有一定的建筑规模,且各个建筑功能区分有序。“会讲之堂匾曰‘清白’,东厢曰‘知本’,西厢曰‘敬身。外室为教谕偃息之所, 外为周垣,匾其大门曰‘义学’”。范氏义学有专门的围墙与义庄内其他的建筑区分开来,大门高悬“义学”门匾,不但有专门的会讲教室,还有东西厢的教室,塾师的居住场所也在义学之中,但与教室是分开的,这种规模较之单独家庭或数个家庭合请所设立的私塾有了很大的扩充。除了教舍,师资也是义学的重要部分。范仲淹十分重视对义学师资的选择,他曾说:“今诸道学校 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在他的《义庄规矩》中,对选聘义学教师及其待遇有一定之标准:“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

　　可见,范氏义学主要是从本族成员中选拔义学教师,其需要有一定的学识水平,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在报酬上,《义庄规矩》规定塾师的收入是与其所教授的学生数量相挂钩的,只有达到10名学生以上, 才能获得全部的酬劳。这就要求塾师不但要敬业, 且要有相应的绩效呈现,才能保有这份工作。范氏义学除了不需要缴纳学费外,还对入学的学生有一些特殊的资助。熙宁六年(1073年),范氏义庄规定:“诸位子弟得贡赴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这是对参加科举考试子弟的特殊奖励。范氏义学的奖励不是固定不变的,资助数额不断有所修订。

　　范氏义学着眼于科举,终极目标为仕业,其除了基本的启蒙教育之外,在课程设置上完全以儒家六经等举业内容为核心。因为范仲淹一直在推动儒学复兴,倡导学术更新与教育改革,他反对重视辞赋, 忽视经术的学习方法,排斥过分以辞赋取士的做法, 提出:“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范仲淹全集》）所以在义学具体的教育内容设置上,是围绕“学习的主要目的要致用”这一思想而进行的。义学不但要培养科举人才,更要培养出有经纬之术、能够补救天下困局的实用人才,而非夸夸其谈、文字锦绣却实无一能之庸儒。范仲淹的这些人才培养的思想也在范氏义学的教育课程中有所体现。所以,范氏义学虽然从表面上是为了宗族的政治、教育利益,但在实 际教育过程中,范氏义学已然有所超脱于某姓宗族的小利益,而是在实践着济天下的儒家宗旨,这就是范氏义学虽然立足于一宗一族,但却能得到朝野共誉的原因。 范仲淹少年时于贫寒中求学苦读,并最终学有所成,成就仕途的亲身经历对其创立义学的决定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范仲淹创办义学的目标,就是希望其不但可以满足宗族中贫寒子弟读书求学的愿望,而且对宗族子弟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

　　范仲淹义庄义学的影响

　　范仲淹是一位心系天下的传统儒者,他最早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范仲淹提出:“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还可以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范仲淹全集》）范氏义庄义学的实践正是其这个理想的具体体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范氏义学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宗族教育的一个典范。 从最直接的效果上来看,范氏义学确实带动了整个范氏宗族的学习风气与氛围,培养出了一批功业有成的子 弟。有宋一代,范氏宗族共出进 士22 人,可谓成就斐然,其义学之功绝不可没。延至明清,范氏义学弦歌依旧,科举人才不时出现。

　　后世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是“前不愧于古人, 后可师于来者”的人物,这个评价不仅仅是因为范仲淹位极人臣,而是褒扬其所办的义庄义学对范氏宗族的影响,褒扬义学作为一种社会的基础教育,突破了单一家庭私塾的限制,影响了一带乡里的风气,并对教育的普及、道德的泽化有极大的贡献。（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朱季康《范仲淹与义庄义学的流行》，《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21年2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