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早倡导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之一，中国慈善事业源远流长，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制度体系和文化氛围。在现代化水平不断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要求下，慈善事业将成为落实第三次分配、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在此背景下，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和管理手段固然重要，但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慈善传统和慈善文化更为关键。本文将结合史料，浅析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文化支撑。

　　亲缘相济——伦理基础

　　在小农经济和儒家思想长达两千多年的影响下，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亲情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具体而言，亲情文化指向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伦理思想，反映在慈善领域，便形成了由内到外、由近及远的慈善文化，家庭内部、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的慈善行为更为普遍。以范仲淹创建的“范氏义庄”为例，他在《告诸子及弟侄》一文中提到自己创办义庄的初衷：“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由此可见，与亲人的血缘亲情和对家族的道义责任往往是古人行善的伦理起点。在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一书中，所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也是连络有亲，扶持遮饰，俱有照应，将亲缘相济体现得淋漓尽致，侧面反映了亲缘之间互助、互济、互利行为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普遍性。时至今日，在我国福建、山西、山东等地还保留着许多家族祠堂，仍然在亲缘共同体中发挥着秩序治理和道德教育的关键作用，维系着一个家族甚至一座乡村的持续发展。进入现代社会后，人口的高流动性打破了“熟人社会”中的“熟人信任”，从而构筑了“生人社会”，导致了邻里之间的慈善行为有所减少，且城市社会相比农村社会表现得更为显著。然而，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网络慈善又通过大数据构筑出了人与人之间紧密的亲缘链，逐渐松散的亲缘关系又变得环环相扣、脉脉相通，网络慈善再次强化了亲缘相济的慈善行为，使人们行善的途径更加便捷，范围更加宽泛。

　　行善积德——价值取向

　　除了在伦理方面的价值导向，儒家思想还倡导人们常怀“恻隐之心”，致力于维护社会和谐与社会团结。《论语》教导人们“君子喻于义”“君子成人之美”“见义不为，无勇也”。《孟子》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春秋》告诫人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善不可失”……一部部儒学经典通过“缘情入理”的道德养成方式，把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精神不断传播，并以官学和科考的形式对其加以巩固，使之成为主流价值取向。此外，佛教中的“因果论”和“功德论”也鼓励人们多行善事。自汉朝就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影响广泛，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到唐代佛教一度成为国教，不论是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十分推崇佛教。佛教倡导人们“大慈大悲”“广结善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做慈善被看作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向人们传播了一种只要有能力就应该投身慈善的行为指引，促成了民间大众行善、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对国民的道德教育作为工作重点。在计划经济时代，少年儿童工作政策目标是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大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就包含着“与人为善”“仁爱共济”“帮助弱小”等慈善文化。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文化建设仍然是国家的工作重点，大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民普及，小到“感动中国”“开学第一课”等文化节目，“慈爱”“行善”等仍是国家推崇、大众认可并付诸实践的价值取向。

　　官民关系密切——组织传统

　　除了慈善观念的自我特色，在慈善事业内部，我国也形成了一种“官民难分”的组织传统。与西方的强调行为独立不同，中国历史上设立慈善机构的或为富甲一方的有钱人，或为当朝做官的为官者，他们在创设慈善机构时都有意与官方保持密切关系。例如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慈善家张謇就称实业、教育、慈善三项为地方自治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主要内容，将慈善视为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一项活动。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仍与儒家思想影响下更多强调明君仁政的导向有关，民间慈善力量过多介入社会事务反而会被看作君主的治理不善，因此民间结社受到很大制约，只有依靠政府的扶持或者认可才得以平稳发展及壮大。另一方面，在持续两千多年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下，国家在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都承担着主要责任，扮演着主要角色，民众更信赖且更支持官办的慈善组织。“官办”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更有保障和更加公益，因此民间慈善组织也乐于争取政府背书和官方认可，以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和更多的服务对象。短暂又动荡的民国时期，虽然催生了许多民间慈善组织，但官民难分的组织特点仍然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的影响，个人、集体与国家不分彼此，这样的意识形态同样影响了慈善组织的“性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有意“还慈善于民间”，然而慈善组织“官民难分”这一组织传统在改革的过程中依然难以彻底改变。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慈善组织“官民难分”的现象并不单一由我国现行的慈善体制造成，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迄今仍在无形中影响着民间的团体慈善事业和个人慈善行为。因此，应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其审慎研判，同时在尊重现代慈善事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重构新型的政慈关系。

　　总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同时又最年轻的慈善事业。“最古老”意指我国拥有长达几千年的悠久慈善传统和慈善文化;“最年轻”意指我国慈善事业尚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穷的发展潜力。面向未来，特别需要立足于我国国情，构建起既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又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慈善文化，进而推动我国慈善事业进入大发展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