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1809-1874，江苏无锡县人）是晚清“江南善士圈”中的关键人物。他“专以挽回风俗，救正人心为汲汲”，毕生以劝善教化为己任，力行善事近五十年，善举包括办粥厂、设保婴会、办义学、编善剧、参与发起义赈，所救济者“不啻亿万计”，以至“大江南北无贤愚疏戚目之曰‘余善人’”。余治不仅自己行善，还与人同善，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以其为中心，以友人和师徒等私人关系为纽带，身份涉及官僚、买办和士人的慈善群体网络。

　　草根出身的余治可谓是以一己之力整合各方资源成就慈善大业，他以编纂善书、绘图募捐、创作善戏等多样化方式，在慈善实践中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理念传播。

　　善书汇编《得一录》

　　《得一录》汇集古今善举章程，是一部善举章程资料集。与晚清其它同类型善书相比，《得一录》的资料更为丰富，堪称晚清新型“善举章程类善书”的代表作。

　　该书于同治八年（1869）在苏州得见斋首刊，乃余治亲手勘定，是为十六卷本。内容上大致可分为救济与教化两大类，前八卷是与救济有关，后八卷与教化有关。从目录可以明显发现，余治关注最多的莫过于赈灾、保婴、义学、乡约、劝善剧。

　　《得一录》是余治著作流传最广的善书，它的编撰完成标志着余治慈善救济思想体系的成熟。其编撰初衷是希望“事事可以仿行”，让世人仿效，便于复制推广，因此该书与其他纯粹劝善教谕类善书不同，极具实践性、针对性、直接可操作性的鲜明特色。后来的实践也达到了这样的预期，如经元善在光绪四年（1878）办理义赈事宜时，也指出《得一录》是“办赈扼要秘诀，过万分为难处，但取此数书详味，必能得一定办法”。

　　《得一录》自首次刊行之后，各地多有翻印，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很多影响，使得余治的慈善理念传播的更广、更持久。就在当年，收录修身格言与善举资料的《几希录》重刊时收入余治所著《劝开粥店说》，并请余治为该书重刊作序。

　　两年后的同治十年（1871），广州的爱育堂重刊。翌年，该书在时任河南布政使刘齐衔的倡导下，再次重刊于河南。光绪十年（1884），长沙宝善堂第一批刊布的善书包括《得一录》，将其视为重要的善举而特意进行。“作善无穷，此愿先从刊布善书起；善书亦无穷，此愿先从刊布《得一录》起……刊成之日，约计本省厅州县，每属分布一百部为度，多多益善，其次分布天下，每省以三百部为度。”当时刊印了多少呢？据当时宝善堂随书发行的一份启示记载，“本堂初刊《得一录》善书，板已印赠本省四千部，二次刊板，业印六千部，分赠天下。”后来因为捐项不旺，暂停印赠。而将初刻与二刻之板寄存于两家刻字店，“听其自行刷印出售”。即使不算两家刻字店后来自行印刷出售的部分，仅宝善堂刊刻赠送的即达一万部，数量相当可观。民国时期，余治的无锡同乡蔡文鑫、杨钟钰为劝行善举，振兴国家，重新编订《得一录》，并以《重订得一录》之名于1934年由上海人文印书馆印行。《重订得一录》较之原书，内容上增加了大量与江苏有关、反映民国时期新社会现象以及介绍外国慈善事业的文献。以教化为例，书中去掉了原书中大量因果报应的内容，增加了许多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想，而且每每辅助以西方之事例。

　　图说善书“铁泪图”

　　善书汇编的文本资料系统且详实，然而这种写作方式亦被批评“过于文理”或枯燥乏味。余治也意识到善书这一弊端，于是开始留意劝善方式的变通——图说善书，“图像挂幅，其感化比劝善诸书更捷更广。宜倩好手，绘善恶报应各图，刊刻传布，裱作挂屏，悬诸茶坊酒肆，或寺院庙宇……茶坊酒肆一日中属目者数十百人，较之以善书与人者，其广狭已殊，即不识字者皆可会意也。”图画使民众更易于通晓，传播更广。

　　针对童蒙“每喜观图”的特点，余治辑著图说善书作蒙学教材，对他们按图说故事。同治七年（1868），余治重刊《学堂日记故事图说》，该书选辑善恶果报事例，下绘以图，以便讲解。

　　为解决赈济款项的缺口，劝说普通民众捐助，余治还开创了以绘图方式募资助赈的新形式——“铁泪图”。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天，苏州、常州地区发生水灾，余治绘制《水淹铁泪图》二十四帧，“日泐数十函，乞救于远近富人。”同治三年（1864），为了让未受太平军袭扰的江北地区共同投入江南地区的善后工作，余治再次绘制《江南铁泪图》四十二帧。这四十二帧图中，第一至第三十二帧为太平军给江南造成的惨状，余治通过在太平军占领江南期间的所见所闻，诉诸文字、图画，以冀江北人民引以为鉴，并有所感触，再进一步协助江南重建工作。第三十三至第四十二帧为战后重建的景象，这十个主题也是余治认为战争结束后，最需优先解决的问题。

　　绘图助赈的方式在往后的多次赈灾中得到传承和推广。“丁戊奇荒”之际，余治弟子谢家福等人延续余治作法，绘成《河南奇荒铁泪图》十二帧。其格式为“每图额以八字，前缀说十言，以申明之”，这种在图画之前加上八字标题、文字说明的形式，与余治《江南铁泪图》相符，甚至标题命名也颇类似。

　　绘图募赈比文字更易打动人心，传播效果更是超过文字。俞樾指出，“当江浙陷贼时，君着《劫海过澜文》，又绘《江南铁泪图》，见者无不感泣。乡愚妇竖咸切齿腐心愿与贼俱亡。东南之底定，固由师武臣力，而君之书未始无功也”。《申报》记载，“《河南奇荒铁泪图》，大约取虽令铁人见之亦应下泪之义也……今此图一出，虽野老村夫妇人孺子，无不能阅，阅之亦必有因之感动者，其于赈捐必大有裨益也。”后来郑观应也刊印劝捐小册子以募赈，“丁戊奇荒”期间，他“刊送《奇荒铁泪图》《富贵源头》《成仙捷径》诸书，藉以劝募。”同时，以郑氏为核心的上海协赈公所“绘刊各图，先后募捐。重承四海诸君助赈殷勤，共成善举。”

　　从余治所著《水淹铁泪图》，到谢家福所绘《河南奇荒铁泪图》，这种利用绘图及小册子以劝捐募赈的作法，是清末善书一个新的发展形式。

　　创作善戏《庶几堂今乐》

　　余治逐渐观察到一种传播“怪象”，文本和说讲形式的善书传播不再具有吸引力，并将其归结为“天下之物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余治也一直在寻找他自认为“最易入人心”的传播方式——善戏，寓劝惩之旨于戏剧之中。在他看来，上等人读书明理，中等人可看劝善诸书，善戏对一般识字不多的民众特别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其家乡无锡，期间，正值晚年的余治开始写皮黄剧本，是为《庶几堂今乐》，包括了28个剧本，所有剧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即劝善惩恶。

　　余治不仅编写剧本，还亲自组织家班往返江南各地进行演出。那么，善戏的传播情况如何呢？在演出之初，剧本也曾受到过民众的欢迎，如陈去病在《论戏剧之有益》中记载：“梁溪有奇人余治者，独心知其意，尝谱新剧数十出，皆皮簧俗调，集优伶演之，一时社会颇欢迎焉。”同治十二年（1873），庶几堂出重金组建一个善戏班子到上海丰乐园演出，所演戏目，皆是“近时果报、劝忠劝孝、戒杀、戒淫”。在演出之前，上海积善局同人还在报上刊登广告，要求绅商“广劝同人随时往看，以资观感而启圣心。”

　　然而后来因为经费短缺，善戏不得不作罢，剧本也久而散失。除《朱砂痣》一剧外，余治的作品在舞台上流传不广，还有个原因则是因为余治的劝善理念束缚了剧情的发展，很多立意不错的剧本被枯燥无味的说教破坏了主题和结构，瓦解了剧本的凝聚力，这成为余治剧本中的硬伤，正可谓“成也劝善，败也劝善”。

　　《庶几堂今乐》对于“感化乡愚”、教化民众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述余治以演戏劝善之事，“又自撰院本，纠会数千金，以忠孝节义事演剧，名曰‘善戏’……第因之感化之者，亦复不少。”

　　《庶几堂今乐》的思想亦曾得到官方的认可，一度搬入宫廷。朱家谱辑录的《清代乱弹戏在宫中发展的史料》中记载了《朱砂痣》在清宫廷中演出的情况，第一次演出是在同治十年正月初一日，其后同治十年七月、光绪二十二年也曾多次演出，仅宣统三年二月恢复承应戏后半年间，《朱砂痣》就演出了两次。此外，浙江总督杨昌浚曾嘉许之，谓可“通行各省”。光绪年间上海官府在余治逝世后曾令各戏班演出《庶几堂今乐》。

　　《庶几堂今乐》是余治利用戏曲的新形式去完成其劝善本意的产物。他在创作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把劝善融合在作品中，以起到感化乡愚的作用。余治的善戏剧本虽然未能尽现人前，流传受限，但是它在京剧文学史上却具有开拓意义。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盛赞《庶几堂今乐》，“（余治）剧本的唱白，乃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皮黄调’的式样。这是他的足以自立于中国戏剧史上的一端。自他以前，所谓‘今乐’的剧本，一无所有，……自他以后，所谓‘今乐’的剧本，亦一无佳者。他这部《庶几堂今乐》虽不是什么伟大著作，在皮黄戏的历史上，其重要却是空前的。……自己创作的剧本除了这部《庶几堂今乐》，是绝无仅有的了。”

　　说讲乡约与蒙学教材

　　善书刊刻之后，贵在流通与阅读。光绪年间有人指出善书的一大弊端，“城市送善书易，乡村送善书难……盖有人送善书而无人读善书，与未送等。有人读善书而无人讲善书，与未读等。”有鉴于此，余治遂以说讲方式传播善书。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定都南京，余治禀请当道宣讲乡约，并著《劫海回澜启》。咸丰六年（1856），会苏、常诸绅士设厂招抚流亡，并赴各处宣讲乡约，著《乡约新编》。为了劝戒溺女，余治创作俚语新歌四处说唱，鼓励人们讲说报应故事。为增强劝惩效果，余治还主张讲说善书时多征引身边的人和事。他说，“讲说劝善新书中前言往行，或讲本邑故事，尤为信而有征，如锡金则有《梁溪前鉴录》，或《感应篇》《阴骘文》直讲图说，以及古今稗官野史中之足资劝惩者，均可随时演讲。”

　　余治还提倡以善书作为蒙学教材，将劝化的触角延伸到孩童。余治受僧侣受戒、冠礼、乡约等方式的启发，加以变通设立蒙学馆，推广训蒙工作。余治提倡以善书作为蒙学教材，刊印《学堂讲语》《小学》《千家诗》，并编撰了《发蒙必读》《续神童诗》《续千家诗》《学堂讲语》《训学良规》《日记故事续集》等以劝善为主题的启蒙教材。同治九年（1870）夏，余治“应宗湘文太守（源瀚）之招，赴湖州筹办恤产、保婴各局，并请示厚嫁，以清溺女之源”，并携带相关著作至湖州。宗源翰对余治赠送其所编著的蒙书之情形，也持肯定的态度，责成乌程、归安、德清等地义塾使用这套教材。

　　余治行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指向劝善与教化，他以劝人为善的意念为贯穿，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善的传播体系”。一方面，余治的传播方式已趋向多样化，不限于文字，还有绘图、诗歌、宣讲、说唱，并寓劝善于戏曲及蒙学之中。另一方面，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也增强了他在慈善活动中的动员能力，成就了他慈善“活动范围广”“事业规模大”的特点，成为“名遍于吴越间”的“余善人”。（据《江南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