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传播儒家创始人孔子思想文化的载体，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立场和态度、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审美情感、思维认知、信仰活动等。其“爱人”“富民”思想也为后人所继承对中国人的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等传统美德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语》中的“爱人”思想

　　“仁”是是《论语》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仁”的核心思想之上，《论语》中提出了“爱人”的思想。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孔子概括的回答“爱人”，从而提出了“爱人”的思想。“爱人”可以看做是对“仁”的基本诠释，是“仁”的基本含义。“传统文字学从字形结构上把‘仁’解释为‘从人从二’，二人相和相爱之意，或二人相对相从之意。周谷城则从语言学上释义，又以书法习惯把‘仁’解释为两个人连写，即‘人人’，把人当作人，做人要有人样子。此说颇佳。”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因为“民兴于仁”（《论语·泰伯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篇》），“仁”是必须的·。此处的人人，把人当作人，做人要有人样子，具有抽象性。《说文解字》中仍旧保留着“仁”字的古字，由现在的“千”和“心”构成，上“千”下“心”，从“心”从“千”。这与许慎说的“从人从二”是有区别的。“近年来，刘翔先生以现存先秦古‘仁’字为基础，从探求其构型演化的轨迹入手，认为：目前所能见到的‘仁’字的最早构型为‘身’，讹变为‘千’，又省变而为‘仁’字，‘仁字造文从心从身，身亦声，会意兼形声，此构型之语义，当是心中想着人之身体’，‘换句话说，就是要时刻想着爱惜人的生命’”。这里的“心中想着人之身体……要时刻想着爱惜人的生命”，把人从抽象的人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仁者爱人，即是从人人，把人当作人，做人要有人样子，到达了以心里要时刻想着爱惜每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说《论语》中的“爱人”是要求从爱一个抽象的人，落实到爱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具有博爱的精神。最具体的表现是，孔子的马棚失火了，他从朝堂回来问道：“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篇》）。但作为其时代的产物，他没有超出时代的限制，又把“爱人”的思想建立在“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基础之上。

　　“爱人”的实现是非常容易的，《论语》中也提供了一些方法。因为“爱人”是“仁”的基本含义，所以为仁的方法，也是实现“爱人”的方法。如“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篇》）为仁的方法，就是说能以自己的行为去爱别人，用自己的爱施于别人，要求每一个人从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事切实的做起。这是非常容易的而且也是能做到的。孔子自己也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更深刻地说，“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即“爱人”是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欲己欲人的社会道德责任。

　　《论语》作为研经时代必读的书目之一，“爱人”思想对中国古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爱人”思想为慈善提供了情感思想基础，为慈善理念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推动了各种慈善形式的出现。中国人民的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都是“爱人”思想的体现。具体说来：在熟人乡里之间，有义学、义田、义塾、族田等形式；在陌生人之间，有行业互助、医疗慈善等形式；在国家则有养护老人的居养院和安济坊、养护儿童的有慈幼庄和婴儿局、助族田等形式；在陌生人之间，有行业互助、医疗慈善等形式；在国家则有养护老人的居养院和安济坊、养护儿童的有慈幼庄和婴儿局、助葬的漏泽院等。

　　《论语》中的“富民”思想

　　《论语》中提出了“富民”的思想。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庶矣哉？”冉有说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呢？孔子说：“富之。”冉有又说这之后又该如何呢？孔子说：“教之。”在“庶矣哉”“富之”“教之”三者中，“富民”出于其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众多的人走向文明人的中间站，连接着人们由众多走向道德文明。在孔子评价子产时，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一就是“其善民也惠”（《论语·公冶长篇》），就是养民要用恩惠使民富足，也是“富民”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

　　《论语》中也提出了一些“富民”的具体思想措施。首先，要“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这是孔子在谈治理国家的时候提出来的。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没有现代化的收割手段，农作物的收割必须及时，违背了农作物的收割时间，很难全部地收到仓库里面，这会对当时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孔子由此说。“使民以时”中的“时”是适时、按时的意思，就是要求官员在役使老百姓要在农闲的时间，不要妨碍农业的生产。《论语·尧曰篇》中提出了“尊五美”的思想。这五美之中“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这里讲的君子对民的恩惠都是因民之利的恩惠，对人民的役使都是择其可劳的役使，实质上这也是“使民以时”的一种表现。这种适时、按时的思想在《论语》还表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学而篇》）等。这种“使民以时”的思想既可以达到使民富足的要求，又可以达到君子提升道德要求的需要。

　　其次，要少收赋税。在《论语·颜渊篇》记道，鲁哀公向有若问道：“今年收成不好，国用不足，应该怎么办？”有若说：“为什么不撤掉一分赋税呢？”鲁哀公说：“现在是二，还怕不足，怎么还要撤掉一分呢？”有若说：“百姓富足，你怎么会不足呢？百姓不足，你怎么会足呢？”这里明确地表明了在灾害之年要减少赋税的要求。在《论语·先进篇》写到季氏比周公还富裕，孔子的学生冉有还为他搜刮积聚更多的财富，孔子明确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表达了对强征赋税强烈的反对。在《礼记·檀弓下》孔子说过“苛政猛于虎也”也表示了对强征赋税的反对。这是孔子对春秋时期各国起义反思的结果，因为当时的起义多部分是由强征赋税而加重人民的生活负担而引起的。由此孔子要求人们特别是官员，要“居简而行简”（《论语·雍也篇》），因为只有这种大简才能减少官员生活费用，对人民宽厚，进而才能减少对人民征收的赋税。孔子也把这作为评价人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是管仲这样的仁人也被孔子评价为“焉得俭”（《论语·八佾篇》）。

　　再次，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篇》）。孔子把这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做是非常高贵的，比仁德还要高，就是尧舜还没有达到，但这是为仁之人向往的道德目标。在救济人的具体时候，孔子有进一步指出“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篇》），就是作为君子的人要救济穷困的人，而不是周济富裕的人。这就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了进一步的注释，虽然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但更重要的是“君子周急不继富”。

　　《论语》中这些“富民”思想措施，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和社会救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使民以时”的“富民”思想措施，在古代只要不是昏庸的帝王都会在不是农时的时候役使百姓，以免百姓衣食有忧，就是到现在都在产生作用，如在农村的打井、挖河的社会救助活动，只要用到人，都会在农闲的时候进行，以免耽误农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君子周急不继富”更为中国古代人救穷扶弱的慈善事业提供了具体的思想指导。（据《怀化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