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在继承传统儒学慈善伦理的基础上，认为，是一个“本由亲立”“以己及人”的过程，强调“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

　　慈善即“仁之施”

　　“仁”是儒学伦理思想的核心，先贤孔子以“爱人”释“仁”，朱熹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谓“爱人”为“仁之施”。对于慈善所源自的人心之仁，他从天地之心的本体论高度来论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以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指明了人心之仁的内在根据在于天地宇宙具有的道德本体。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扶助他人是天理本然如此。

　　践行仁爱之心，就是爱心的表达，就是爱心见诸行动。慈善是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的一种善行、善心、义举，慈善与爱紧密相关。这种表现为爱的慈善行为是一种出于内心自愿的、不求回报的行为，是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是发自内心的价值显现，不可以掺杂任何的利益考量。“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救助遇到困难的他人，不讲求任何回报，就是仁。朱熹视创立社仓、救民之难的慈善为“施仁之意”，他在创立社仓时说：“量出谷米，恭禀圣旨，建立社仓，庶几益广朝廷发政施仁之意。”

　　创立社仓，除基于现实的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理学家的一种社会理想，即人人乐于为善，“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己。善者举之而不能者教之，则民有所劝而乐于为善”。创立社仓，扶危济困，就是朱熹“仁之施”的实践。

　　“本由亲立”“以己及人”

　　虽然慈善是一种爱的情感表达，但是在孔孟的儒学中，爱体现出了由“亲亲”到“仁民”的秩序性，这种爱的秩序性落实到现实的慈善实践，会使我们对陌生人的爱变得微薄。换句话讲，先秦儒家的慈善伦理是一种基于“亲亲”的血缘亲情伦理，很难对家庭或家族之外其他陌生人进行有效的救助，而慈善就其本义来讲，应是平等地看待所有人，无论他是我们的亲人，还是路人。汉唐时期，儒家所强调的以“亲亲”为主要特征的家庭伦理观念，受到以形上超越为特征的佛、道的挑战。迨至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继承了儒学的“仁爱”思想，力图解决传统儒学“亲亲”与爱路人之间的内在矛盾，从理一分殊的视角将“仁”纳入理学思想体系，“仁以理言，通乎上下”，将“仁”作为天理的内涵，从“理一”的形上层面实现了仁的本体化，爱路人的情感可以在此一体之仁下生发出来，“木神曰仁，爱之理也”，无论是亲人还是路人，都有平等地获得他人关爱的权利，普爱众生，这是天理本然如此，人类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关爱他人应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但同时，朱子也在分殊的视角下强调现实中爱的差异性和秩序性，“乾则称父，坤则称母，不可弃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与自家兄弟同胞，又自有别”。现实中，仁爱情感的发生机制是“亲亲”与亲同胞具有一定的差别性，我们不能忽略这一基本的客观事实。如偏于理一，就会过于强调平等之爱，而看不出人类情感自有的差别性，反而会使对他人的爱消弭在无差别的同一性中而难以彰显。反之，如只是强调“亲亲”之爱的差别性，人的爱就会流入私欲而难以自拔，对路人的爱就无法施展。“仁者固无不爱，然常急于亲贤，则恩无不洽，而其为仁也博矣。”在现实慈善实践中，人总以爱亲为出发点，把他人也当作亲人一样，以己及人，将自己“亲亲”的仁爱之情向外扩展。人应尊重差爱产生的客观心理机制，即应以家庭为基础，“博施济众，亦由此进”。总之，“亲亲”之爱是博爱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而博爱是“亲亲”之爱向外扩展的结果。

　　“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

　　南宋时期，由于时局动荡，朱熹对恤民的慈善事业极为重视，将恤民与社稷事业结合起来，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孟子在解释《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时，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观。对此，朱熹进一步指出：“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民之所欲，皆为致之，如聚敛然。民之所恶，则勿施于民。晁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此类之谓也。”他坚持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王道以得民心为本”，不仅将国家和君王的命运直接与百姓联系起来，而且站在经界的立场上将百姓的贫富与君王的贫富联系起来，指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如果一个国家的百姓富足，则君王一定不会穷困，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百姓穷困，则君王就会失去富足的基源而变得穷困。简而言之，君民一体，民富则君富，民穷则君穷。因此，国家的统治者要实行仁政，首先要使百姓变得富有。朱熹作为一名学者，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担当下开展其社会慈善事业的。(据《中国非营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