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说《老残游记》以主人公老残游历为主线，对晚清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地揭露，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小说的作者刘鹗也因此为人们所熟知。

　　刘鹗（1857年—1909年），字铁云，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事实上，刘鹗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小说家，他还集学者、水利专家、医生、慈善家于一身，是晚清一代奇才，也是亦官亦商并且立志改革的洋务派。

　　治理黄河

　　从光绪十四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88年—1895年），刘鹗参与了治理河南、山东两省的黄河水患，运用他所学的水利学、测绘学的知识，为晚清治黄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他第一次用近代技术完成了豫、直、鲁三省黄河图的测绘工作，还编著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和《治河七说》，在中国近代水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刘鹗治理黄河有所成就，还要从他父亲刘成忠说起。

　　刘成忠，清咸丰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道台等职。同治四年，调任河南开封知府，同治七年，驻开封吹台，疏浚惠济旧河。同治八年，勘测贾鲁河，他很注意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并力图实际应用，曾亲督工匠仿造欧洲“龙尾水车”。因治黄有功，同治十年，“旋以剿捻劳绩升河南南汝光道”。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撰写了《河防刍议》，主要内容是讨论河南境内黄河险工事宜，其中对埽制沿革及利弊叙述颇详。刘鹗在20岁以前一直跟随父亲，对其父的所作所为耳濡目染，影响颇深。他成年后，“乃志在圣贤”，继承家学，也钻研过治水方略。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黄河在郑州十堡（即石桥）处决口南泛，口门三百余丈，全河断流，下游大水成灾，无数村庄被淹，“饥民待哺嗷嗷”，为害严重。光绪帝先是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主持堵口，又复派礼部尚书李鸿藻到工督修。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五月，口门埽占失事，功败垂成，费银九百余万两，决口仍未堵上。光绪帝因缺口未堵，“殊深愤懑”，问罪河官，李鹤年等均被革职，并追究李鸿藻“督率无方”，革职效力。七月，光绪帝派广东巡抚吴大澂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接办堵口大工。

　　此时，刘鹗非常关注郑州黄河决口不能合龙之事，为施展所学，便欣然前往投效吴大澂，时32岁。刘到郑州后，直接向负责治理黄河泛滥的总督吴大澂呈述了自己的治河主张。吴听刘鹗谈论“设闸坝以泄黄”，“引清逆淤，束水以攻沙”等办法，非常高兴，立即委职任用。刘鹗不仅向吴提供理论和方法，而且亲临工地，“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决口于当年十二月合龙，该工程为拨发款银节约六十余万两。光绪帝接到捷报，十分高兴，不顾已届岁尾，匆匆降旨封赏在郑治黄大臣。吴被赏加头品顶戴，并补授东河总督，李鸿藻“开复革职”“赏还顶戴”。刘鹗也因此声誉大起，他赴郑州前，已捐有“同知”虚衔，这时，吴大澂“欲表其功绩”，升其官职，而刘鹗却把这次保举让给了哥哥刘渭清。

　　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吴大澂奏请朝廷成立河图局，用新法测量绘制黄河图，光绪帝“准其咨调数员，办理绘图事”。吴大澂命刘鹗为提调官，全面负责测绘“豫、直、鲁三省黄河图”一事，时33岁。他与易顺鼎、顾潮等，自三月始，“终日管窥蠡测，奔骤河干，与波涛相出没”，至九月，基本完成了自河南省阌乡县（今灵宝境）金斗关到山东省利津铁门关海口的黄河测量工作，测量河道长1021公里。次年，《豫、直、鲁三省黄河图》绘制成功，共5册，150篇，系中国第一次用近代技术实测的黄河图，比例为1/36000，并注有经纬线，经线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黄河两岸凡曾经兴办过大工程的地方，均载明年月始末，呈光绪帝浏览后，命名《御览三省黄河图》。

　　郑州黄河大堤合龙后，河南水患有所减轻，而山东水患依然严重，“下游南岸大堤，二百八十里间，节节生险”。山东巡抚张曜，东堵西挡，疲于奔命，仍不能阻止黄河决口，奏请另派大臣又不准，遂广罗人才，“有言河务者，虽布衣末僚，皆延致咨询，唯恐失之”。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张曜檄调刘鹗到山东办理河务，时34岁。他到山东后，力排贾让和众僚“不与河争地”之说，沿袭潘季驯、靳辅等前辈的主张，“筑堤束水、以水刷沙”之成说，并撰写了《治河五说》呈张曜，阐述自己的意见，深得张曜赏识。不久，张曜委任他为黄河下游提调官，参与治理山东境内的黄河水患。

　　刘鹗在山东办理河务三年，黄河未溃成灾，“河工冠于诸省”。他在山东期间，总结了治黄经验，撰写了《治河七说》。他还编著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共4卷，有图考10幅，即：禹贡全河图考、禹河龙门至孟津图考、禹河孟津至大陆图考、禹贡九河逆河图考、周至西汉河道图考、东汉以后河道图考、唐至宋初河道图考、宋二股河道图考、禹河故道图考、今河道图考。其内容主要采自胡渭《禹贡锥指》及《水经注》诸书。在这期间，他还撰写了《勾股天玄草》《弧角三术》等著作，都与他当时的治河、测绘事业有关。

　　实业救国

　　虽然治理黄河有功，但是刘鹗无意仕途，他主张发展实业以救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鹗应外商福公司之聘，任筹采山西矿产经理。刘鹗明确指出采矿办实业是为了“养天下”，他在《风潮论》中写到：“如果辗转相资，山西由此分利者不下十余万人矣。我国今日之患，在民失其养一事，而得养十余万人，善政苟有过此者乎？……倘能风气大开，民富国强屈指可计也，而开矿实为之基矣。”

　　他不仅借外资开矿、筑铁路、开海运，还创办工厂。刘鹗与英商合伙，并向朋友集资，在上海办百货公司。他一生兴办实业无数，如上海五层楼商场、徐家汇坤兴蒸汽机织布厂、上海成北路手工织布厂等；在杭州议办机绸厂；在株洲议办碳素炼钢厂；在北京议办自来水公司与电车公司。此外，他还草拟矿路章程、硝局章程、东三省章程、织布局章程等，力主借外资筑路、开矿，以实业救国安民。

　　制药惠民

　　刘鹗一生博学多才，早年科举不利，曾转而行医，涉足中医药的研究也颇有成就，著有《〈温病条辨〉歌诀》《要药分剂补正》《人寿安和集》三本医书，一度在扬州悬壶济世《老残游记》中摇串铃走四方的郎中老残，便是刘鹗自己的写照。

　　光绪十年（1884年），刘鹗曾在淮安河下、扬州木香巷开设医寓。据刘鹗堂曾孙女刘德芬表示，刘鹗曾研制烫伤药，并行善施舍伤患。

　　刘德芬称父亲刘伯宽曾对她讲过烫伤药的奇效。

　　当年刘伯宽去学堂念书，中午放学回家，途经北门大街靠近高公桥的地方，看见一户人家门口围满了人，便好奇地走过去看看，只见一个老头子睡在地上，浑身烫得全都是流浆大泡。看样子老头已经没救了，家人已为老人准备后事了。

　　刘伯宽上前对其家人说：“我是地藏寺巷老刘家的，我家有祖传专治烫伤的药，你家要是愿意给老人试用一下，我回家去拿。另外你家赶紧派人去香油店打麻油，用麻油拌烫伤药，往身上敷。”随后，刘伯宽忙跑回家，顾不上吃中饭，把烫伤药送到这户人家。这家人按照吩咐，将麻油和烫伤药拌起来。由于老人身上烫伤的面积太大了，已无法将药一点一点地往身上敷了，只能将药往烫伤的部位倾注。老人敷药后，到了下午便神奇地能进食了。

　　还有一次，城里水龙局的人站在一户失火的人家屋檐墙上救火，用挠钩挠已烧着的屋梁，由于用力过猛，不慎掉下火中。其他救火的人奋不顾身从火中把他救出来，这人被烧得已快成火人了，后用冷水将其身上的火泼灭。在场有经验的人提出，赶紧派人去地藏寺巷老刘家要烫伤药来敷，或许还能有救。去要药的人到刘家，讲出是水龙局的人救火，掉下火中的。刘家人不仅拿出烫伤药，还将自家食用的麻油无私地拿出来，迅速地和烫伤药拌和，交给要药的人。

　　多少年来，刘家对上门讨要烫伤药者，分文不取。刘鹗堂曾孙刘德鑫也谓：“我家一向不收分文给人烫伤药、治烫伤已几十年，并一直延续至今。我父亲（刘厚广、字伯宽）说过，这是家传的方子，要世世代代给人家，这遗嘱是铁云公（即刘鹗）所嘱。”

　　赈济京师

　　庚子之乱时，八国联军烧杀抢掠，慈禧、光绪仓皇西逃。京城一片混乱，“大难猝兴，京津民众走则无资，留则无食；月初有西友自京师来云，见京官宅中，男子逃走，女子自尽，尸横遍地者；有大门紧闭而举家饿死者。闻之不知其泪下涔涔也”。刘鹗当时寓居上海，听闻京津同胞受难，夜不能寐，他决心抒家赈灾。第二天，他搜罗家中细软，并变卖淮安田产计一万二千两，同时致函民间慈善团体“中国救济善会”（即后来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表示愿意亲自前去救赈。

　　赈灾首先是赈恤濒临死亡的无告灾民，免费分发赈灾粮，刘鹗日记中记载：“平民男女日领粮者，不下数万口，颇形拥挤。”同时，设平粜局平抑粮价。另外，先收埋街上横尸，再收院内积尸。疫病的防治也在进行中。刘鹗的赈灾活动是在占领军横行逞凶的情况下进行的。1901年春，由于南方交通受阻，各地救灾款未到，眼看粮食将断，刘鹗焦急万分。此时他得到消息，占领海运仓的俄军不吃大米，正准备焚烧腾仓做兵营。于是刘鹗利用与各国领事熟悉的便利，联合赈济机关低价购买大米再以平价卖给北京市民。清廷返回北京后，不但没有表彰刘鹗，却欲以通洋和盗窃皇仓罪惩办他，后来经熟人的周旋而幸免获罪，但被开除官职并永不再用。于是刘鹗在1902年携家南归。

　　刘鹗不顾个人安危，奋起北上，倾其所有，携带巨资进京赈灾及办理平粜，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阿英所著的《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中载道：“铁云的参加救济工作，并不是由于邀请，或本身是什么发起人，是由于对难民的热情……他认为‘凡有血气者皆宜感动……由此观之，天恩不可不感，即解囊不可稍缓。”

　　1908年，清廷以“私售仓粟”罪把刘鹗充军新疆。刘鹗到了乌鲁木齐，居无定所，最后被城隍庙收留。在城隍庙中，他仍然悬壶济世，求医者络绎不绝，被人称为“罪犯大夫”。1909年，刘鹗突发脑溢血病逝，终年52岁，手头的医书《人寿安和集》尚无完成。（据中华慈善总会官网、淮安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官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