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丙、丁申、丁仁的名字现在不太为人所知，但杭州丁氏家族确是晚清民国时期杰出的文化世家。其中尤以丁丙成就最高，领风骚一时。

　　以自身影响杭州

　　他是近代杭州或中国最早的实业开拓者或中国现代工业的先驱，所创办的当时浙江最大的棉纺织厂杭州通益公纱厂、最大的机械缫丝厂杭州世经缫丝厂和杭州大纶丝厂等开一代行商风气。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中，丁丙成功推动传统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转变，由旧式商人成长为现代企业家。

　　他还是中国最大的私人藏书家和出版家之一。丁氏八千卷楼与常熟铁琴铜剑楼、湖州皕宋楼、聊城海源阁并称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太平天国战争中丁丙、丁申弟兄及时抢救并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见功卓著，受到清廷嘉奖。

　　丁丙最为系统地出版杭州地方文献，如《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等大型丛书。其中《武林掌故丛编》26集190种200余册，乃杭州乡邦文献之百科全书，使杭州成为中国保存地方文献最完整的城市。现今研究杭州历史所用的文献主要赖有这套丛书。丁丙还编著有《武林坊巷志》《杭郡诗三辑》《善本书室藏书志》等巨著。古代最后一部并且是最系统的《杭州府志》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

　　丁丙也是中国最早萌生公共图书意识的人物。他不像一般私人藏书家那样将书深藏高阁、秘不示人，而是面向各地学子开放，几乎有求必应。他创建的浙江官书局所刻古籍大多以八千卷楼所藏为底本，所刻之书精品倍出，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嘉惠堂（八千卷楼）不仅是藏书楼，也是著名书局，以藏书优势系统出版各类古籍。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最有作为的慈善家之一，丁丙倾尽毕生精力和家财改善民生，成为堪与西方慈善大家相比乃至有所超越的一代大慈善家。在没有人愿为的情况下，他担任“杭州善举联合体”总董15年，并在此后实际主持约16年，直至去世。杭州善举联合体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组织，事实上履行了市政府的大部分职能，几十年全面承担着杭州的民生事务。

　　以慈善重塑杭州

　　太平天国战争后的杭州城市修复重建、民生救助、民情慰藉等问题，工程浩大，难度很高，所以除了官方力量，还需要民间力量协同来做。其中，丁丙主持了大半生的杭州善举联合体这一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慈善组织，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此时善举联合体要面对解决的不止是杭州战后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还有一些战前原本就存在即杭州社会进入近代后不可避免出现又被战争激化了的各种矛盾，如晚清杭州社会转型、市民社会萌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新问题，所以，善举联合体实际上代替履行承担了当时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行政职能和社会职责，责任很大，任务很难，需要时间很长，需要人手很多。

　　那么杭州善举联合体是个什么样的慈善组织？

　　善举联合体不仅将当时杭州已有的各种慈善机构贯通联为一体，而且集合并借助了各个商业行会的力量，将慈善组织的功能扩展到社会事务的各方面，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社会整合力，能在战后担任并主导杭州的社会自救和社会重建。

　　战后初期的杭州，政府机构不全、人员缺少、财政亏空，市政设施又绝大部分被毁损，而政府行政能力微弱，主要放在军事和税收上，剩下的大多委托给了善举联合体。杭州善举联合体也不负众望，在执行使命中有效履行了职责，自身也逐步发展壮大。丁丙曾在记录杭州清末慈善的《乐善录》书里回顾了杭州慈善史，说杭州至少在宋代就出现孤儿院（慈幼局）、养老院（安乐院、养济院、安济坊）、施药局（惠民局）、义仓（平粜仓、预备仓、盐义仓）等慈善机构。苏轼在杭州做太守时就创办了养老院。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杭州在清嘉庆年间和各地一样创办了普济堂，但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停办。同治三年（1864）战争刚结束，左宗棠就委托丁丙与胡雪岩办理善后事宜，丁丙由此成为杭州善后的主持人。左宗棠将杭州的重建大任主要委托给丁丙，是看中他的才干与人脉，更看重他的人品和责任心。

　　以丁丙为代表的热心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杭州士绅群体（主要包括退休官员和绅商）受命于危难之时，本着对桑梓的热爱、对同里百姓的怜惜，不遗余力地恢复并扩充了慈善组织，于同治四年（1865）建成了功能齐全的杭州善举联合体，此后在政府之外以民间身份长期参与维持了杭州重建和以后的发展进程。善举联合体是民间发起、政府资助并由善举总董统一领导的慈善组织。主体架构、核心部分是普济堂、同善堂、育婴堂，总称三善堂，共同经营管理了底下的约27个机构，功能基本涵盖政府社会管理的所有方面。丁丙是当之无愧的善举联合体灵魂人物，参与主持并见证了联合体的兴衰始末。

　　普济堂下设怡安堂（养老院）、清节堂、正蒙义塾、施药所、栖流所、恤灾所、给米所等机构。清节堂的功能是收养七十岁以上无依靠寡妇，是在怡安堂基础上扩充的机构。施药所免费给病人医疗、药物。栖流所收容旅途中患病的人。恤灾所设于光绪年间，安置火灾等灾害的灾民，这是因为杭州城市街道狭小，历来多火灾而且牵连严重。给米所是普济堂满额后无法收容更多人员时向堂外老人发放粮食的所在。

　　同善堂也同样为身处“生老病死”等窘境、绝境的百姓及家庭提供人道援助。同善堂设立比普济堂晚很多。左宗棠的《同善堂碑记》说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因原有善堂大部分已荒废，他自己捐款先租后又以4000银元购河坊街、清泰街附近的佑圣观巷张氏宅建同善堂，委托地方政府与丁丙等士绅共同经办。同善堂下设施材局、掩埋局、施医局、牛痘局、报验局、穗遗集、钱江救生局、正蒙义塾、借钱局、惜字会等机构。掩埋局原已存在，太平天国战争后由浙江赈抚总局重设，主要任务是掩埋战乱死亡者，后移交同善堂管理。施材局的功能是制作并施舍棺材。施医局即医药局，设于同治四年（1865），每天可为1000多人诊视。牛痘局负责接种牛痘，设于同治七年（1868），曾一年为1000多人种痘。报验局（所）是验尸机构。穗遗集对有公婆子女需要照顾而一时无法进入清节堂的寡妇进行援助，是清节堂的补充。为打捞钱塘江浮尸以及救生，雍正年间杭州绅商设立了同仁堂，太平天国战争后重建并更名为钱江救生局，附设于同善堂。借钱局也称借钱公所，向贫穷者提供无息贷款，助他们渡过难关，借贷额度在数百文到2000文间，有人作保即可。惜字会由同治六年（1867）创办的佑文集和次年创办的述文堂合并而成，专门焚烧写过字的纸张。

　　以上两堂的设置无不体现了细致入微的人道精神和人情味。善举联合体中的育婴堂也是。育婴堂是三善堂中最早设立的，约在清初。最初为民办，后一度收为官办，因为官办人性化程度不足，到嘉庆五年又转为民办，后又归属善举联合体。据丁丙《乐善录》记载，光绪年间育婴堂有乳房107间，抚育弃婴300名。极度贫穷之家无力抚养婴儿也可寄养，日后由其父母领回。此外，自同治十年（1871）开始，为解决房舍太少无法扩大收容量的局限，还以每年支付若干资金、粮食的方式将部分婴儿委托给有哺乳能力的民间妇女家中抚养，定期派人监督检查，条例非常细致。

　　以上三堂之外，杭州善举联合体还管理三仓（永济仓、义仓、富义仓三大粮仓）、宗文义塾、钱江义渡局、保甲局、迁善所、粥厂、丐厂、浚湖局、救火义集等机构。

　　为运输便利，永济仓（旧址位于今宝善桥西）、义仓（旧址位于武林门内）、富义仓（旧址位于今湖墅霞湾）都在运河两岸。丁丙参照江苏省有关章程拟定大仓（永济仓）、义仓仓规。为遏制奸商中介从中把持、囤积谋取差价暴利，丁丙、丁申兄弟又设永济锤坊。永济仓原有仓厫（粮仓）240间，战后大概缺1/5，于是光绪六年（1880）丁丙在永济仓东向建仓厫28间，西向建23间，由时任浙江巡抚谭钟麟命名为“知稼堂”。增建后，永济仓积谷容量大大増加，可容纳米谷2000余万石。光绪五年（1879）谭钟麟令绅士购谷10万石分储大、义两仓，两仓不能容，于是丁丙奉命购得衙湾（今湖墅霞湾）民地10亩建富义仓。次年建成仓厫80间，可容纳米谷四五万石。富义仓的修建，扩大了积谷容量，还通过它转输，使运粮方式更灵活，费用减少。光绪十五年（1889）歉收，丁丙约集同人在杭州办理散赈和平粜。他们先派人做好详细査访工作，然后发给赈票实施救济。次年，因为贫户过多而资金有限，于是按上年灾户名单将发放冬赈改为办理平粜，让灾户用赈票换取粜票，从免费赈灾改成平价卖米，处理危机平稳得当。光绪二十四年（1898）粮食紧缺，丁丙也进行了有效平粜，安定了社会。

　　此外，钱江义渡局鼎盛时一年义务运载渡客达4000多万人次。保甲局负责城市治安如联防巡逻和启闭栅门。当时市内和近郊分为20个段，各段置分局，归保甲局统管。光绪五年（1879）一些绅商要求设立迁善所，收容教育轻微犯罪犯错者如无业游民、讹诈无赖、碰瓷的不良之人还有小偷小摸者。迁善所还通过手工技术培训，提升罪犯日后自新谋生的能力。光绪十五年（1889）又在迁善所附设洗心所，收容年轻犯错者，以免受其他罪犯不良影响。粥厂由太平天国战争后所设难民局演变而来，专在冬季严寒或饥荒时向贫穷者施粥。当时杭州设有东、南、西、北、中、江干、湖墅7个粥厂。丁丙对粥厂的管理运作也做了详细规定，明确规范了煮粥时间、地点、分粥数量、领粥方法等，对煮粥设施如器皿、木柴和水米的定量等也作了规定，尽力杜绝施粥时出现分配不公或因拥挤出现意外事故等情况，可操作性很强。丐厂是相对固定的乞丐栖息所。浚湖局负责定期疏浚西湖淤塞情况。救火义集是民间义务消防组织，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杭州共有10个救火义集，虽然经费独立，但由善举联合体调度。以上种种设置措施都可窥见善举联合体主政者丁丙的拳拳仁心、通达世情和强大管理能力及责任心。此外他的人格魅力也感化着社会大众包括各任地方官，使联合体具有特别强的社会感召力。

　　善举联合体的社会共治

　　杭州善举联合体的规模之大和组织形式之新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存在。鼎盛时的工作人员曾达1000人左右，其中规模最大的保甲局雇用的更夫、栅夫就有370余人。领导这个机构的是被称为善举董事的群体，由善举总董—各堂（局、集、仓等）董事—司事3个层面构成。

　　日本学者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指出：“杭州善举联合体与当今的都市行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它们的活动几乎涵盖了居住在这一城市的居民的各个方面。”“杭州善举联合体是处理都市行政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庞大的组织机构，作为非官僚的城市居民所承担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规模最大的了。”

　　杭州善举联合体不是完全的“治民”意义上的产物，而已有了“民治”的性质，具有民权意义上的先进性。清王朝为调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立绅商“辅治”地位，期望通过以官绅合治或官办自治的形式达到稳固政权基础目的，事实上使士绅直接参与甚至领导了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也具有民主启蒙和社会动员意义。政府扶持甚至培育了士绅阶层和慈善组织，为市民社会的发育创造了历史条件。

　　杭州善举联合体对今天仍有借鉴价值的重要经验之一是社会共治，这正是中国当代社会治理的内核。政府有可能与社会合作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实践是证明。（据《积书乐善道不孤——丁丙与杭州》《浙江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