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翻译自英文SocialEnterprise，根据维基百科的释义：“社会企业与一般其他私有企业不同的是，它不只是为了股东或者企业的拥有者谋取最大的利润而运作，社会企业的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纯粹为了利益。”用英国社会企业联盟更简单的定义来说，社会企业就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因为社会企业的独特角色和功能，在近二三十年间，社会企业模式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兴起，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更因用普惠金融手段、商业化运作模式颠覆了传统扶贫模式而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今天，在成都，当我们翻开成都慈善历史，惊喜地发现早在近100年前，这里就已经有一家成熟的社会企业在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益。

　　“以利益善”培根火柴厂

　　如今川大所在地，几年前还有一条路叫做“培根路”，再往前追溯近百年，这里伫立着成都最早的社会企业——成都慈惠堂培根火柴厂。

　　培根火柴厂前身是惠昌火柴厂，始建于清光绪末年，民国时期，四川局势长期纷乱，生产无人关心，培根火柴厂日渐凋敝，最终不得不关闭。

　　1922年，当时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尹昌龄开始主持成都彼时最大的慈善机构——成都慈惠堂，为了扩大成都慈惠堂的收入以支持各类慈善事业的发展，尹昌龄准备重新兴办火柴厂，并改“惠昌”为“培根”，取“培根固本”之意。

　　这个改动，不仅改变了火柴厂的名称，也让它从一家单纯靠生产盈利的工厂，变为了以盈利为手段、以慈善和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社会企业，这从培根火柴厂设厂之时的核心理念中便可见一斑。

　　“厂中余利，专恤孤穷，敢有私弊，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这句印在火柴厂花上的话，正阐释了“以利益善”的独特经营模式，而最早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叫“娃娃牌”，后来，为了凸显公益属性，便改名“扇牌”，以“扇”字谐音“善”。

　　《成都慈善史》作者杨若虚说，为了能够重办火柴厂，尹昌龄动用了自己的“翰林名片”才解决了场地和租金的难题。

　　杨若虚介绍：“当尹昌龄接管培根火柴厂时，火柴厂已被军方占用。于是，他想尽办法拿回来了场地。同时，办厂的资金也是另一大问题。当时有军方代表愿意出资，尹昌龄担心军方入资后不能将工厂利润用于工业，于是就把自家的祖产几十亩地拿去抵押贷款。开始，银行的人不愿意贷款给他。无奈之下，尹昌龄拿出了自己的翰林名片，以个人信誉作担保才从银行贷到了款。”关于培根火柴厂建厂之初的这段故事，也被杨若虚写入《成都慈善史》。

　　在成都市档案馆三楼，藏有《成都慈惠堂》全宗和《培根火柴厂》全宗，在这些浩迭的史料中，我们查找到了“成都慈惠堂培根火柴厂简章”，这堪称火柴厂的立厂之宗，在这篇“简章”中，第四条明确写就“本厂所制火柴，其营业余利由慈善堂办理慈善事业之用，本厂职工人员之奖金以年终纯益多寡酌定之。”

　　不过，真正能够体现培根火柴厂“社会企业”特色与属性的，并不在于只把盈利所得用于慈惠堂的慈善事业，而是在这个企业的机构设置、员工福利设施、对待矜寡孤独之态度以及在谋求利益手段上，均能体现“责任”二字。

　　孤苦无依之人学技艺谋生路

　　在查找到的资料里，有一封“四川省实验托儿所”给培根火柴厂的函，事由是“为贫儿寄托部即将开办，需用地址在即，早蒙惠予借用应即签订合同以利进行而维儿童福利事业”。由此可知，培根火柴厂内设幼儿园不仅为了方便在职职工的幼儿托管，还担负起了照顾贫困家庭儿童托管的职责。

　　在培根火柴厂的“托儿所随处经常费用预算”一表中，列出了托儿所的基本配置与设施，除了设置有主任一人、保师一人、保健护士一人、保姆一人外，还设有保生二人，女工二人。在入托幼童的每日供应中，有蔬菜、猪油、水果、豆浆、红糖，同时每月还有两千元的预算专门用于托儿所幼童购买玩具，而这些福利，都是培根火柴厂在职员工和贫困儿童家庭免费享受的。

　　“在那个特殊年代，成都人吃饭一般都冷锅冷灶，但培根火柴厂为了让职工能吃上热汤热饭，专门在厂房里砌了炉灶。当时物价上涨，职工要在外租房会比较贵，培根火柴厂就租下很多房子，再低价转租给职工，让职工减少生活成本。”杨若虚告诉我们，“当时，培根火柴厂还设立了各类培训学校、夜校等，让职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对于杨若虚的介绍，我们也在培根火柴厂相关档案资料中找到了佐证，在一封关于慈惠堂工作函中，我们看到了关于培根初级农业学校的资料。

　　除了专设托儿所照顾职工幼童和社会贫困家庭儿童外，培根火柴厂还负责当时职工的养老、丧葬等事宜。

　　在成都市档案馆所藏资料中，有一份《培根火柴厂拟将更夫张星五送入普济堂养老保单》的档案，档案中明确写道：“窃本厂更夫张星五，原系厂工，旋充门警。因年老力衰，本年始调充斯役。但年逾六旬，复多疾病，力实难胜。查其既无家室，孤贫可悯，而厂中又无法安置。主任已与之说明，拟将其送入普济堂养老，并有本厂月给法币四十元与彼做零用之费。”

　　此份档案不仅说明了对于当时在培根火柴厂无法继续工作的年迈工人，火柴厂将负责其生活照料外，也对慈惠堂与培根火柴厂连同构建出来的社会企业模式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工人年轻时来工作，赚取利益用以慈惠堂各慈善机构运作，待工人年迈体弱无法继续工作时，便安排至慈惠堂对应的机构中养老，再由培根火柴厂发给补贴。

　　不仅仅是养老，职工家属丧葬事宜也是厂内之责。在众多资料中有一份《成都慈惠堂培根火柴厂工友宋X成因妻病故申请埋土一方等问题致培根火柴厂的通知》，从中可得知，当时培根火柴厂拿出了在徐家巷附近，当时价格在一斗米售价内的一方土地用以安葬工友宋X成的妻子，此事经由第八十一次商务理事会提出商议而最终决定，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培根火柴厂要义之内的事情。

　　培根火柴厂妥善安排职工从工作到学习、从住宿到育儿、从养老到丧葬，在相关资料中随处可见。民国战乱时期，物价上涨直接影响百姓生计，但培根火柴厂还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增加职工的补贴，以保障职工基本生活。

　　在《培根火柴厂工人关于增加米贴的申请》《培根火柴厂职工学徒等关于预支红酬购买布匹的呈》《培根火柴厂职员等关于物价高涨申请发给红奖调整待遇的呈》等文件中，均可看到职工申请多发工资以应对物价上涨，申请岁末制衣避寒预支分红等，这些申请最终均得到批准。培根火柴厂职工当时的收入，除了基本工资和补贴外，还可以获得经营性分红，这种做法的确不多见。

　　“培根火柴厂并非一个单纯的工厂，对工友并无太多限制与要求，对女工尤其照顾，不问入厂年龄，也不问体力强弱，没有规定上下工时间，对路途遥远或不便离家者，甚至可以领取原料回家自作。”杨若虚说，“对于家庭清贫或者孀居、抚养孤儿的工友，经查实后还会送到培根小学读书。”当他查看1933年2月16日出版的《社会日报》时发现，在当时的企业社会评价调查中，培根火柴厂排名第三。

　　而在《王海霄关于被裁工人请去火柴厂学习技艺事致味兰先生的函》中可得知，即便一些工人因工作能力不足而被裁，也会被培根火柴厂因体恤其“虽无功绩但劳苦实勘”、为避免其“流离失所”而被送入工厂所设学校，成为工读生，学习技艺以谋后路。培根火柴厂的“社会企业”属性不仅仅体现在对内部职工的福利待遇上，当时很多“残疾人”“盲童”等群体都得以进入培根火柴厂为工，培根火柴厂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职责。

　　在成都市档案馆的《关于准送女童所学生慈允凯到火柴厂学习技艺事致培根火柴厂的函》等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构成培根火柴厂的职工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孤苦无依之人，但他们却可以在这里学得技艺、谋得生路。

　　民族品牌改良品质增加收益

　　“社会企业”除了社会功能与公益属性，最基本的生存功课是盈利。

　　为了不断提高盈利能力，培根火柴厂先后进行多次改进，在一份《火柴厂改进计划》中不仅提出了“购置机器”“简化售货手续”“推销临近各县市”“减除务必要支开”等措施，还将原料为黄磷的普通火柴改造为以三硫化二锑和氯酸钾做原料的安全火柴，使用时必须用火柴头擦划赤磷片才能起火。经过种种改进后的火柴，因为质量过硬、品质上乘，时常供不应求，企业利润源源不断。同时，在《火柴厂改进计划》中，还有“扩大职工福利事业，如合办女工托儿所、职工书报室、医药防疫、娱乐等”这样的条目。

　　从赵子艺的《我所了解的成都火柴工业》一文中了解到：1951年3月，“培根火柴厂”与“新生火柴厂”合并，改名“红光火柴厂”；1952年7月，“协昌火柴厂”“太同火柴厂”并入，改为“地方国营成都火柴厂”。1956年5月24日，“宝光火柴厂”“新光火柴厂”并入，火柴厂规模不断扩大，并于1959年正式改名为“成都火柴厂”。从1981年开始，成都火柴厂除生产火柴外又生产化妆品，并逐渐形成规模，于1992年易名为“丽多日化公司”。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达，至此，“培根火柴厂”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即便现在我们再去培根路旧址，也难寻当年一丝踪迹。

　　然而，由培根火柴厂演变而来的成都火柴厂所生产的成都牌火柴，却一度成为整个天府百姓记忆中的民族品牌代表。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曾用“靶心理论”来说明何为中国的社会企业：“所有以满足社会刚需、指向社会痛点、精准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而设立的企业，就是十环企业，属于典型的社会企业。命中十环的社会企业切中社会痛点，也击中了人心，可以用‘人心所向’来评价其社会价值。”

　　当我们站在当下回望近百年前的培根火柴厂时，除了可以从其将商业与公益结合的运营模式中寻找到“社会企业”的模型与经验，更可以感受到，在彼时动荡纷乱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作为社会结构中重要一员的责任与担当。　（据《天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