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年，以下简称柏格理）怀着对传播福音的憧憬来到中国，开启了二十余载的传教生涯。此后，他被派往西南地区开展传教工作。在此期间，柏格理通过开展慈善公益活动，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建立了石门坎教区，不仅扩大了基督教在当地的影响，也推动了乌蒙山区的社会发展。关于柏格理的研究，学界已有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从慈善公益视角对其活动进行考察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近代乌蒙山区的社会情况出发，考察柏格理的慈善公益活动及其影响。

　　一、清末民初乌蒙山区的社会问题

　　从历史上看，云贵两省因地处偏隅、开发较晚等原因，导致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长期匮乏。晚清以降，鸦片的流入给云贵两省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在两省边界的昭通、威宁等乌蒙山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耕地稀缺，导致这些问题更突出，并严重威胁到当地社会秩序，阻碍着经济发展。

　　首先是教育问题。清末民初乌蒙山区的新式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在城镇地区，虽然教育事业相对发达，但以传统教育为主，至1905年才出现新式学堂。民国建立之后，云南政府虽多次推行新式教育，但截至1936年，昭通535所私塾中仍有216所未改良。相较于城镇，少数民族地区则是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大部分民众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而中央的政教莫及，无论是苗夷回汉皆在不劳而获颐指气使的‘土目’‘官家’的宰制之下。”当地土目和地方官员常利用对文字的解释权，肆意压迫不认识汉字的少数民族民众，使得他们十分渴望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其次是医疗问题。囿于不发达的交通条件和经济状况，乌蒙山区的医疗资源短缺问题尤其明显。甚至在解放前，昭通仅有一所县卫生院。落后的医疗条件，以及文化教育的缺少，使得当地人的卫生和医疗观念普遍落后，在威宁“人民多饮生水且不注意清洁致常患肠胃病及疟疾”。在昭通，人们预防疟疾的方式是“在纸上写8种疟疾的名字，之后和饼一起吃下去”。在少数民族地区，基本没有医学治疗方式，人们普遍信仰鬼神，认为治疗疾病的唯一办法就是请巫师。由此，伤寒、疟疾、天花等疾病在乌蒙山区肆意蔓延，甚至许多传教士都曾感染过。在柏格理等人初到昭通时，与他同行的邰慕廉(F. J. Dymond)就感染了天花。1915年，柏格理因在救助伤寒患者时感染了伤寒而离世。

　　最后是鸦片问题。在云南地区鸦片种植十分普遍，甚至在远离边境的昭通也出现“同光间良田俱改种烟，所产甚丰”的情况。就贵州地区而言，曾任贵西道，九年后超擢贵州布政使，署巡抚的李用清曾上奏称乌江流域已经达到了“上游鸦片弥山漫谷，下游二府一厅亦与上游无异”的程度。在此情况下，吸食鸦片也在两省流行，并成为一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在城镇的阎王庙中，“所有抽大烟的器局经常供奉给神灵。”在深山中的少数民族地区也难以逃脱鸦片的影响。人们吸食鸦片会损伤身体，以至于失去劳动能力，这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活动，加之乌蒙山区缺少足够耕地，大量种植鸦片势必会引起更为严重的饥荒问题。

　　二、柏格理推动慈善公益事业

　　乌蒙山区存在的问题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但官方难以解决，这便为民间力量介入提供了机会。柏格理在华传教期间，便针对乌蒙山区的社会问题探索出了一条建立慈善公益事业来规范社会秩序的道路。

　　（一）发展慈善教育

　　1898年柏格理和邰慕廉利用教会的拨款，在昭通开办了两所中西学堂。开学之初，学校就招收了100名学生。1905年，柏格理来到石门坎，在苗族人的帮助下建立教堂，并在此进行教育活动。“教堂的长板凳制成两种规格。较高和较宽的长板凳作为白天的课桌，较矮和较窄的供学校儿童上课时坐。”1907年，柏格理返回英国募集资金，向人们介绍石门坎的情况，“后来有一位名阿司多老人听了很受感动，乐意捐助英镑两千元。”凭借这笔捐资和教会的资助，柏格理回到中国后修建了新学校，即日后的石门坎光华小学。这所学校建有教学楼、宿舍、礼堂，还配备着运动场等设施。此后，柏格理在石门坎的周边教区建立了多所乡村小学。

　　为了解决毕业学生的生计问题，柏格理出资将成绩优异者送往中学继续就读。1914年柏格理将三名苗族学生送往成都的中学，同事王树德(William H.Hudspenth)对此回忆道：“从那一年起，我们缩紧了我们教会与私人的财力，以送其他学生出去。”至于未升学的学生，柏格理会为他们提供工作。他们在接受培训后担任乡村小学的老师，能获得教会提供的20—35法币的工资。此外，在柏格理去世之后，西华大学为了纪念他，成立了柏格理奖学金基金，用于资助石门坎的苗族学生，在成立当年便获得了102.29美元的捐款。

　　（二）推行公共医疗

　　建立慈善医疗事业是近代在华传教士重要传教手段，柏格理对此十分清楚。初到昭通时，柏格理随身携带常见的药物，通过免费救助患者来传教。1892年回到昭通后，柏格理在集贤街开设门诊。《昭通县志稿》记载：“初设于集贤街历年已久，先诊治发药，取资甚微。”在石门坎时，柏格理将居所布置为简单的诊所和药房，为当地人免费施药。不过受到资金限制，诊所只具备治疗轻症患者的条件，需要急救的重症患者仍要送去昭通救治。尽管如此，来寻找他治病的人络绎不绝，柏格理曾回忆：“有时我们这里许多病人蜂拥而来，我记得曾经在一天之内处理过多达一百名病号。”

　　柏格理十分重视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在石门坎他积极地为当地人接种牛痘。他很重视对病患的救助，认为那些感染了传染病的人，“与其说他们死于疾病，倒不如说他们死于未被好好地护理。”柏格理多次前往暴发过传染病的村庄照顾病患。他向基督教会创办的麻风救济会(Mission to Lepers)申请资金，以救助石门坎地区的麻风病人。在获得资金资助后，柏格理本计划建立麻风病院，但因选址未定，后改为向病人发放粮食、布匹。

　　（三）劝阻自杀与劝禁鸦片

　　乌蒙山区鸦片泛滥不仅导致了严重的鸦片吸食问题，还出现了服鸦片自杀的现象。“中国人不愿意用刀片或手枪这样残害身体的办法来自杀，因为如果那样，他就是敢将祖先给他的完整身体毁掉，将会遭到严厉的惩罚。”鸦片便成为自杀者唯一的选择。柏格理在日记中记录了多起服鸦片自杀事件，他也多次参与抢救鸦片自杀者的行动。如1898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本年的第一个月份，我救了20个服鸦片自杀者。”但受限于医疗技术和条件，柏格理通常只能采取催吐的方式来救助自杀者，但凡对方不配合或者服毒过多往往就无法挽回。在1892年6月23日，柏格理于日记中写道：“我最近救治了11个服鸦片自杀的病人，6个人死去，只救活了5位，其中一位妇女竟吃了半磅重的鸦片。”

　　柏格理积极参与禁鸦片活动，积极劝导民众拒绝吸食和种植鸦片。在布道时，他向民众宣传吸食鸦片是罪恶行为，以此来唤醒民众。柏格理印刷了两千多本小册子分发，“以会造成忽略谷物的观点，劝告人们不要种植鸦片”，要求信徒不能吸食和种植鸦片。在其影响下，“以前吸鸦片的，信了教就不再吸了；以前种大烟的，信了教就不再种了。”对此柏格理自信地认为：“在这个基督教影响较大的地区，鸦片对苗族人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四）救助弱势群体

　　1892年，昭通接连遭遇旱灾和暴雨，导致了饥荒。同年，柏格理与教团移驻昭通，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灾情。发生灾荒本应是传教士拓展教会影响的良机，但柏格理并没有组织赈灾活动。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前往武定赴任知州的龙文，途经昭通时及时发现和上报灾情，并得到云南督抚委派，担任昭通办赈委员开展工赈，使饥荒未持续恶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循道公会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展赈灾活动，“他未能组织大规模的救助活动，由于不具备这个能力。”

　　尽管如此，柏格理还是尽其所能地去帮助灾民。12月17日，柏格理在日记中写道：“我听到了一些可怕的饥荒事件。”次日，他便与同伴前往贫苦人家发放钱粮，给病人给予药品和护理。20日，柏格理救济了4个家庭。此外，柏格理收留了一些将被卖掉的儿童，并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收留了几个本来要出售的孩子。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收留一百名。”

　　柏格理在昭通时还积极帮助女性取得平等地位。由于女性长期受到压迫，缠足和包办婚姻的行为在昭通十分常见，这引起了柏格理的不满。他在开办学校时为女孩提供学习机会，使她们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他鼓励教会中的女孩解放双脚，并支持社会上的不缠足运动，将教堂借给宣传禁缠足的来访者举办反对缠足运动的会议。柏格理还帮助过逃避包办婚姻的女孩，为其提供吃住，促成父母与女孩和解，让女孩父母取消婚约。

　　三、柏格理兴办慈善公益事业面临的问题

　　近代乌蒙山区各种的社会问题为柏格理兴办慈善公益事业提供了可能性，但他面临资金短缺和人员不足的问题。对此，柏格理一方面通过多方筹款填补资金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宗教感召力，启发教民的献身意识，以增进这些事业的自给自足程度。

　　在慈善教育方面，学校的日常开销需要大量资金。1914年石门坎光华小学有200名学生，伙食费和学费就需要3000美元，而学校仅能筹集2000美元。对此，柏格理利用教导民众戒除酗酒和鸦片所节约的钱作为补充。柏格理表示：“原住民的慷慨解囊是这项工作的主要特色。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校完全自给自足。”同时，他通过培训毕业学生来解决教师不足的问题。

　　在医疗卫生方面，乌蒙山区的民众积极捐款，柏格理在记录医院工作时写道：“虽然我们云南的基督徒很穷，但他们给教会的捐款相当多。”此外，医疗卫生事业还需要大量专业人员。柏格理利用宗教的感召力影响教徒，使他们在得到救助后，继续回馈教会的慈善公益事业。如吴性纯，他19岁从石门坎小学毕业，先后前往私立宣道中学、华西协和大学和美国纽约州大学继续学习，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他回到石门坎，创立平民医院，并担任石门坎小学的校长。

　　尽管如此，柏格理创立慈善公益事业仍然面临一个根源性难题，即缺少为社会服务的深度。柏格理开展的各类慈善公益活动，其目的是为教会事业服务。正如柏格理虽然反对包办婚姻和缠足。但作为一名传教士，他不赞同信徒与非基督徒结婚。当他帮助女孩逃避包办婚姻时，认为“这也就意味着取下缠脚布，拒绝同一名异教徒结合”。

　　对于大山深处的苗族人来说，基督教的到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但由于柏格理兴办的慈善公益事业无法惠及到不信教的村庄，社会问题仍然存在，并时刻威胁着村民的生活。张道惠牧师曾经回忆道：“去年的饥荒导致了大多数苗族学校暂时关闭。”这种情况并非特例，“战祸和匪患就像一双孪生兄弟，并行不悖地给人民造孽。”“1921年，土匪经过石门坎教堂，群众离乱，布道员、教师和学生躲避一空。”混乱的社会并未给柏格理建立的慈善公益事业稳定的发展机会。

　　广大苗族人受到压迫的现状柏格理也难以改变。虽然他反对教民酿酒和种植罂粟，但当土目要求苗族人用酒和鸦片来交租时，他也只能请求用其他产品或者银来抵扣。因此柏格理的慈善公益活动，虽然改变了部分苗族人的生活状况，但无法改变他们被压迫的现实。当苗族人接受了教育后，必然会对他们的生存情况开始反思。正如从石门坎毕业的杨汉先所说：“而今信了上帝，又学了知识，吃饭还成问题，苗族贫苦农民依然受剥削、压迫，那何必要信上帝呢？”这种信仰危机导致石门坎教区和其慈善公益事业最终消失。柏格理在乌蒙山区播下了种子，结出了果实，但却没有扎下深根。

　　（作者简介：李朝玺，男，苗族，贵州凯里人，单位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