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港口条件，成为近代外国列强利益争夺的重要之地，并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为青岛商界提供了发展机遇，商会作为青岛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一股重要势力，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近代青岛商会在联络工商、兴商学、开商智的同时，还参与各种慈善救济活动。

　　近代青岛商会的演变

　　青岛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商会是在德国侵占青岛时期成立的。据1902年度的《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商人委员会以中国其他口岸类似机构为样板，组成了一个名曰‘青岛商会’的协会。”此时的青岛商会只是一个平民团体，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地位。“1905年3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成立青岛商会的申请，9月底，受德国法典约束和保护的青岛商会成立。”德占时期的青岛商会是一个主要以德国工商企业为保护对象的组织，根本没有将华人商业利益计算在内。

　　随后几年间，青岛经济迅速发展，华人经营的工商业数量、规模逐渐扩大。同一时期，国内各大城市纷纷成立商会，图谋本国工商业的发展。此时，在青岛成立一个统一的华人商会的条件已经具备。1910年，青岛商界成立了华人商会，全称青岛华商商务总会。商会规定“凡在青岛按律经商、确有管业之中国商人方得入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中国商人组建的青岛商会，是青岛第一个真正属于中国商人团体的组织。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在1916年，青岛商会根据新颁的《商会法》进行改组，原青岛华商商务总会改组为山东青岛总商会。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于1938年重新成立了青岛市总商会。其时青岛总商会所属同业公会会员有银行、钱业、轮船、民船、马车、运输、理发、澡塘、饭馆、旅栈、草辫、煤炭、鸡鸭、牛业、猪肉、火柴、五金、皮革、酱园、烧酒、点心、食物、土产、建筑、当铺、医师、教育等计三十四个。同时组建了地域性的台西镇商务会、台东镇商务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46年4月重新成立了青岛市商会，计有公会会员七十五个，其中工业同业公会十九个，商业同业公会五十六个。

　　近代青岛商会的管理

　　近代青岛商会的会员分为同业公会会员与商店会员两种。凡是青岛市内各同业公会依法加入商会的就是同业公会会员。每个同业公会依据资本金的大小及人数的多少按比例选出代表，参加商会会议，这些代表称为会员代表。商店会员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该商店属独家经营，没有别的同业经营者，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有同业经营商店但商店总数不足七家，这两种情况下商店可以以商店会员的身份单独加入商会。会员加入商会后，可以享受相关权利，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会员享有的权利主要有：请求商会向政府请愿、维护、救济、援助的权利。商会会员之间或会员与非会员之间发生争议时，可以请求商会代为排解。会员在商会大会中享有建议权、发言权和表决权，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会员在办理商事公告、进行工商业证明及鉴定、办理商业清算事项的时候，享有减费的权利。

　　近代青岛商会在成立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会费的来源，日常开支都是由组织人随意捐赠而得。随着商会的日益成长，各种费用日益增多，仅靠随意捐助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在1927年商会第六届选举的时候，商会议决按商号收取会费。按照商号资本额及人数的多少，会费分为五等，按月交纳。甲等月捐三元三角，共四十三家；乙等月捐二元四角，共八十二家；丙等月捐一元五角，共六十三家；丁等月捐八角，共一百四十家；戊等月捐五角，共二十七家，商会每月收取的会费约五百五十余元。此后历届商会收取会费比例不尽相同，但按商号收取会费的惯例没有改变。商会经费的主要用途是工作人员工资、车马费、伙食费、交际应酬费、杂支费用等。

　　近代青岛商会采取过董事制、委员制和理事制三种组织管理形式。其中除1929年至1937年实行委员制、1948年底至1949年实行理事制外，其余时间均实行董事制。

　　在三种不同的组织管理体制中，各部门在日常运作中的职权基本不变。商会会长处理商会有关的日常事务，是商会的对外代表。董事、理事或执行委员是商会的决策机构，负责议决商会的相关事务。监事、监察委员主要职责是对商会的活动进行稽查。

　　近代青岛商会的慈善

　　按地域划分，近代青岛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可以分成埠内救济和埠外救济。

　　埠内救济是针对青岛市内社会困难群体的救济。商会为青岛贫民救济棺木、募捐救济失业工友、救济遭惨祸的家庭、捐款给殉职员警的遗族、火灾救济等等均属此类。如1928年上半年，青岛商会为贫民施棺共76口，受到当时人们的好评。1940年，青岛商会发文给各同业公会，为殉职警察进行劝募。文中称“自事变至今，……（员警）不幸因公殒命竟达40余人之多，”“所有殉职员警遗族率皆贫苦异常，必赖救济方可生活，”号召各同业公会“慷慨解囊，踊跃捐款，以恤遗族用，慰英灵。”结果青岛绅商各界捐款共三万六千余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殉职员警遗族的生活窘境。埠外救济是针对青岛市外社会困难群体的救济。青岛商会对埠外进行慈善救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有：对外省灾荒的赈济，对战乱难民的救助，对流亡学生的救助，等等。如1931年南方水灾严重，青岛商会组织义演赈灾，绅商各界捐款共六千七百余元。”1948年青岛商会对各同业公会劝募救济昌潍流亡学生五亿元。

　　按善款来源划分，近代青岛商会的慈善活动可以分为命令式救济与自愿式救济。

　　命令式救济是指商会奉政府的命令或经过与其它社会团体协调，以行政命令方式向各同业公会征收捐款，这种捐款带有强制性质，一般限定捐款的数目和上交的期限。命令式救济多出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时期，如1946年，青岛各界救济战难同胞，青岛商会摊派的捐款额度是三百五十万元。1947年青岛区临时赈济委员会摊销汽车彩票，明令青岛商会“委托各大商店代售彩票”，同时还将“彩票分摊到各同业公会，并分摊到各商家进行派销”。如布同业公会、酱肉同业公会都摊派了三十本共三千张彩票。自愿式救济是指商会动员各会员自愿捐助的活动。这类捐助属于自愿性质，没有强制性征收，各会员依据自己的力量大小随意进行捐助。如抗战胜利后安置救济赴日劳工，为来青难民提供住宿及食粮等均属自愿式救济。

　　在1931年青岛市救济院成立之前，划归商会管理的慈善机构有济良所、育婴堂以及贫民习艺所三处机构。济良所收容的女性包括娼妓、姬妾、婢女、童养媳以及流浪无依、被诱拐的妇女等。逃进济良所的妇女，规定可以留宿三个月，期满后可以自行择配或回家。育婴堂主要收养无主婴儿。胶澳商埠局设立的育婴堂，制定了无主婴儿的收养章程及哺育细则。贫民习艺所收容13岁以上，35岁以下，身体健康孤苦无依的男女无业贫民授以技艺，以为日后的生计。贫民在习艺所学习两年，毕业后留校1年，给予薪金，观其能否自立。如能力足以谋生时，可以出所；倘若未掌握所习技能，可以继续留所习艺，直至能独立谋生时，再令出所。

　　济良所、育婴堂和贫民习艺所由胶澳商埠局督办，青岛商会并绅商各界共同发起成立。三处慈善机构的董事大部分都是商界人士，如贫民习艺所以“总商会会长、副会长、公断处处长及全体董事为董事，代表所内对内对外并主持一切事务”。三处机构每月维持经费来源略有不同，育婴堂以牲畜检验局代征屠牛附捐为每月经费收入，约五六百元。济良所和贫民习艺所则由商会呈文向社会局申领，济良所每月一百五十元，贫民习艺所每月四百元。实际上这三处机构每月所需经费约五百元，除育婴堂可以勉强维持，济良所和贫民习艺所的经费经常入不敷出，以至于商会曾提出要举办慈善捐款，由本埠绅商各界承担贫民习艺所、济良所日常经营费用的建议。但总的说来,商会领导的这三处慈善机构的种种工作循规蹈矩，受到全市赞许。

　　近代青岛商会慈善特点

　　第一，组织化程度高。由于商会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管理水平的团体，各项规章制度比较完善，因此在进行慈善救济活动时，也具有组织性和制度性。如下属慈善机构济良所、育婴堂、贫民习艺所均有明确的章程和办事细则，规定了组织的运作管理机制，对入所的人员有明确的要求，符合条件者要办理严格的入所手续。另外，在对外进行慈善活动时，商会通常是接受来自政府的指令，然后发文给各同业公会，限定期限、限定额度催收。通过商会的中介作用，善款的收取更有效率。

　　第二，集体性形象突出。首先,社会上进行募捐时，将商会看作商界的代表，将劝募公函通告商会，再由商会出面组织同业公会募捐，体现了商会社会团体的性质；其次，青岛商界举办善堂的风气不盛，与上海兴办的慈善事业组织中商界人士占76%相比，青岛商界人士举办善堂的数量、规模要小得多。结果是各种募捐活动多由商会负责处理。慈善机构济良所、育婴堂、贫民习艺所也是归在商会的管理范围之内。因此，青岛商会就成为商界进行慈善救济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对外的集体性、整体性形象更突出。

　　第三，承担的募捐压力大。近代青岛商会管辖本埠几十个同业公会以及众多商号，自然成为各种募捐特别是政府强制募捐的重要对象。近代青岛虽然工商业发达，但与上海、苏州等地商号相比，青岛没有太多实力非常突出的商号，因此进行慈善救济活动的持续能力并不强。如1945年底的一次政府强制募捐中，面包同业公会就上书陈述困难，不愿捐赠，以致商会不得不出面劝告，请面包同业公会“勉为其难共济时艰并详报抗捐者以凭劝导”云云，一方面进行劝慰，缓和气氛，另一方面加以责备的口吻，表明商会此举实属无奈。可见商界对本埠频繁的慈善筹款任务其实压力非常大，加之战乱频繁，时局动荡，经济发展环境日趋恶劣，更削弱了商界的慈善救济能力。（据《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