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气候恶劣，自古以来自然灾害频发，常年发生旱、雹、水、冻、霜、虫、瘟疫等自然灾害，民间素来流传着“三年一歉收，十年一大馑”“一年庄稼两年忙，一年旱灾两年荒”等谚语。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战争兵灾致使边区减灾防灾能力雪上加霜，加之因修战争工事砍伐树木和森林，减灾防灾能力急剧下降，更是逢灾必荒。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大量田禾、粮食、房屋、生命、牲畜等直接财产与生命损失，给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1939年至1949年十年间，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发生的频率之高、程度之深、损失之惨，令人触目惊心。1942年8月陕北发生水灾，安塞、延安、延川及绥德等县受到水灾侵害，在受灾县市中以绥德县区为最重。据《陕西省志·民政志》记载，1939年至1945年间，受灾面积从614,965亩增加到117,885,816亩，受灾人口从41,173人增加到554,800人，粮食损失从55,884石增加到656,043石，期间还伴随着牲畜、房屋以及公共设施的损失。

　　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民生疾苦，同时又由于边区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政匮乏难以为灾民提供保障。一方面，边区农业长期不能自给。另一方面，抗战初期，边区基本上没有工业，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经济总收入的5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难以维持。同时，发展起来的工业也很薄弱。据统计，1940年边区仅有公营工厂9家，工人434人，资金52.3万余元。生产合作社29个，社员1132人，股金13.5万元，产品种类300个，产值仅有2万元。非生产人口增加的财政开支占年财政收入18.86%，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边区政府连年赤字，医疗，生产等所需物品严重困乏。

　　如何有效地减灾防灾救灾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量，直接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能力。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慈善捐赠救济灾民难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边区政府因财政困难难以保障灾民难民基本生活的局面，可以说是边区政府社会保障事业的有益补充。延安时期的慈善事业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而且具有现代慈善事业的特征。

　　延安时期现代慈善的自愿捐赠：互助友爱

　　延安时期，建立在群众自愿基础上的捐赠成为陕甘宁边区减灾防灾救灾以及慰劳抗日军人资金的重要来源，通过募捐将分散的财力人力物力集中以救济边区灾民难民等，实现了民间慈善和边区政府社会保障的协调融合发展，具有现代慈善事业的特质。群众募捐粮款不仅是边区政府救济灾民难民的重要的途径，而且给予受灾者以精神安慰和鼓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重灾区主要依靠政府拨粮拨款救济，但政府的救济不能完全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对灾害的现实需求，灾情相对不严重的地区主要依靠人民互助救济。据不完全统计，延安、延长、志丹、固临、甘泉、延川等县由群众互相调剂粮食达4200余石。1940年6月24日，边区政府、党委、八路军留守处、抗敌后方援助会联合发起“一两米”募捐，共募集资金147411元、粮食49.1石，用于清涧、绥德等地的灾害救助。1942年延安市发生水灾，各机关募捐11.95石，资金94767元，衣服153件。关中地区受到兵灾战乱时候，葭县募捐银元70元、法币11990元、边币26100元，清涧捐赠边币556600元。延安时期，不仅边区政府财政紧张，而且经济落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偏低，群众募捐救济灾民难民的物资金额无法与国民政府管辖的大城市相比，但边区人民群众捐赠的热情体现了互助友爱的精神。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财力有限，边区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边区支援抗战。为了慰劳抗日军人，1938年边区政府发起募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五一”劳动募捐，总工会在“五一”节当天发起一分钱募捐运动，两个月共募集600余元。第二，募捐6万双袜子手套运动，在这次募捐中，工人单独完成5443双，超过原定计划的340双。更感人的是，延安南区两名木匠将他们几天所得的工钱买了两双毛袜捐赠给政府。第三，通过义工的方式加紧生产，如机械厂工人自愿每周六做义工2小时，印刷厂工人自愿减少工资20%，合作社工人将红利5%用于捐赠抗日基金。

　　1943年由于边区形势紧张，后方党政民通过各种途径或方式积极开展募捐支援前线。一是延安机关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将自己的生产积蓄全部捐赠，捐赠物资不仅包括资金，而且有的工作人员和学生还捐赠了自己的单衣、衬衣、毛巾、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二是女同志用做衣服剩下的布头一针一线缝成挂包赠送给前线战士。三是一对50多岁河南逃难的难民夫妇将自己辛勤纺毛所得500元用于慰劳前线战士。四是延安的一些商人募集500双军鞋并捐赠20万元用于慰劳士兵。五是边区银行工作的残疾荣誉军人将自己的一条毯子、毛巾、牙刷、袜子、节省的一套衣服以及单位发放的200元草鞋费捐赠给前线战士。

　　此外，海外华侨及爱国人士也非常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纷纷向陕甘宁边区捐赠各类物资，据延安革命纪念馆统计，1937年至1941年海外华侨及爱国人士捐赠的总金额高达8,899,340元法币。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承继：邻里互助

　　生产自救、自力更生是边区政府救灾的根本办法，但周期长，见效慢。调剂互助是解决灾害救助的应急性办法之一，周期短且见效快，弥补了生产自救、自力更生的不足。边区政府通过调剂互助的方式救济灾民还体现了邻里互助，邻里互助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一大特点，是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继承。

　　陕甘宁边区调剂互助的方式主要有三类：一是调剂粮食。边区政府在灾情较轻的自然村组织广大村民开展互相调剂粮食，救济受灾严重地区的灾民。据史料统计，1943年春镇原县季霜冻，政府只救济了11石，而灾民通过互助调剂解决了101石，群众互相借粮58石，向其他区以5分利借粮43石。广大人民群众的互助调剂粮食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成立了互济会，通过互济会组织人民群众开展互济共助，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史料记载，1940年互济会仅在固临、延长、延川、延安、甘泉、保安、安塞、安定、靖边、关中分区和三边分区募集细粮1783.44石，法币3657元。三是亲戚朋友之间互助调剂也是很重要的救助方式，体现了邻里互助与亲情友爱。如延安用此法调剂粮食93.17石，吴起镇的调剂以亲友借贷居多，而此类借贷不收取利息，子洲县也发动亲友开展借贷。

　　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的创新发展：义赈义仓

　　明清时期，陕甘宁边区为应对自然灾害就已经建立了义仓，是中国传统的地方性慈善事业。民国时期义仓进一步发展，主要由地方官绅筹建并运行。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在自愿乐施原则下募捐、创办义仓并开展义赈，边区政府视其粮食收入之多寡与经济状况不同，争取有力者多出，无力者少出，不愿施舍者不出，语云“集腋成裘”。义仓是群众性的互济组织，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及人民，不管多少，只要拿得出的，均有捐出义粮之义务，并且在募捐义粮时广泛地宣传与动员，在群众中造成热烈的捐粮备荒运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义仓、义赈较传统慈善事业有了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在组织管理上，陕甘宁边区义仓由政府直接领导，义仓所在地的区乡政府监督管理，从义仓所辖区人民群众中推举公正无私、积极负责、热心公益并有威望的5—7人组成管理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由各委员分别负责募粮、入仓、查仓、放粮、领导生产等事宜，并且要求各县拟定本县义仓管理单行办法。如边区参议会常驻议会第十一次政府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议员任绍亭、委员杨正甲、委员白文换、委员高崇珊提出在陇东分区及靖边县创办义仓以备灾荒，决议通过并实行。义仓坚持在平年或者丰年发动群众在自愿乐施的原则下进行募捐，遇到灾年时经义仓管理委员会调查灾民难民受灾情况及需求，呈报边区政府批准，方可开仓放粮。借粮的灾民难民及农户向义仓管理委员会报名登记，并与第二年收获后如数归还所借义仓粮食，如实有困难的农户，可申请延期偿还或减免。

　　另一方面，创办义赈义仓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依靠群众互助共济力量解决灾害救助的方式之一，义仓不仅具有预防灾荒的性质，而且还具有刺激生产的作用。据统计，1944年5月，延属分区富县开义田2800亩，成立义仓93处。新正县共产党员张清益首创义仓，鼓励开垦荒地。张清益倡办义仓建立63处，开义田180亩，集粮食44石，陇东分区也建立了义仓67个，集粮1008.31石，甘泉县有38个义仓1195亩义田，集存粮201.1石。仅就1944年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义仓统计来看，陕甘宁边区在新正、赤水、淳耀及新宁等地在已有义田的基础上，增加开荒一倍，关中分区共计义田4620亩。

　　延安时期的义仓体现了现代慈善的公益理念，可以说，这是现代版的慈善公益事业，这与中国传统慈善创办的义仓有着本质区别，其在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上以积谷备荒的形式在丰收年存续粮食，以备在歉收及荒年时调剂与解决群众因缺少食粮所导致的基本生活及恐慌。而传统的义仓则是主要依靠以少数富户来积谷备荒。（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红十字与人道主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