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早期，民生多艰，每逢冬季，长春都会有贫民因无家可归冻饿而死，当时长春的慈善绅商不乏以此为忧者，但由于民力财力所限，最终收效甚微。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因为行之有效的筹款办法、措施，最终使很多贫民受到收容和帮助。而做出善举、使民众受益的地方官员，也青史留名，为一代又一代的长春人所传颂。

　　清末民初，长春南关的关帝庙僧人曾在寺院对面（今吉林大路南、通钢大厦北面的位置）设有栖流所，收容贫民乞丐。当时的房子“窗无纸，户无门”，居住着数十名乞丐，其食物来源应该就是南关朝阳寺所设的粥厂；此外，当时官绅商界的个人还会施舍一些棉衣给他们。但每到冬天，还是会有很多乞丐冻死，尸体无人掩埋。

　　民国初年，官府为安置流落街头、求告无门的贫民，曾试图建新时期的社会救助机构。1913年3月，吉林公政公署内务司下令，要求各县都建立贫民工艺厂，但由于当时县署财政困难，只能找长春绅商各界解决。经商议，决定设立一个贫民习艺所，其经费通过加征猪羊捐的方式解决，其实这算是长春城议事会创办的自治项目。不过根据史料来看，该机构并没有建立起来。

　　而民国时期，真正起到作用、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健全的官办慈善机构，要数长春警察厅和长春县分别建立的教养工厂了，这两个机构的建立还要从长春栖留所讲起。

　　商埠地办起栖留所

　　为筹钱开展义演劝捐

　　1913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当时的长春，几乎每天都有贫民因饥寒而死。长春商埠地官警两界热心公益的人共同发起，要在长春商埠地内建立一个栖留所，收留无家可归的乞丐。此举得到长春官界及西南路观察使孟宪彝的支持，士绅商各界纷纷解囊，最终筹得公捐款近3000吊。有了经费后，在乐亭屯前街（大约是今天长春新天地娱乐城的东部）租了15间房舍，修整后于当年11月15日开办。该栖留所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其性质与清末的贫民习艺所不同，它完全以收容、存活生命为目的，而且只在冬天开办，春天到来就会关闭。

　　商埠地栖留所开办起来后，最初的捐款足够维持一个冬天的。但不久，一些前往哈尔滨和俄国谋生的人都被运到长春，他们中的许多人沦为贫民，生活无着，因此联名要求入驻栖留所。于是栖留所收容的人员大量增加，一时经费紧张，难以维持。为让栖留所开办下去，长春官商绅等各界人士只能想办法筹钱，长春西南路观察使孟宪彝提出办法，让梨园界义演以筹钱用于公益事业。

　　当时长春最有名的燕春戏园承办了这次活动，所有的戏票都被印刷成“红票”，分发给各界。因为是劝捐，因此票价比平时要昂贵许多。而对于这种公益性演出，收到“红票”的人都是非常积极支持的。当时的报纸记载，这次演出持续了3天，所收的戏资“除园中用费外，共收到官帖4000多吊，各界现场捐款还有1000多吊”。除了长春，孟宪彝还特意到省城吉林募集捐款近3000吊，办所资金得到解决。直到1914年4月，随着天气转暖，栖留所才停办。

　　总的来看，商埠地内的栖留所和南关僧人所办的栖留所是不同的。商埠地内的发起者是官警各界，而且一直是由官办主导和管理的，并具有资金作为保障。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民国时期长春官办慈善机构的开始。

　　警察厅设贫民教养工厂

　　官员善举被传颂

　　栖留所虽纳入官办，但并没有形成机制，有钱则办，无钱则停。1915年冬，长春又是“冻饿而死不计其数”，因为没有资金，栖留所几乎废弛，当时刚上任半年的吉长镇守使裴其勋拿出400元大洋，要求长春警察厅厅长姜柏和整顿栖留所。在裴其勋的带动下，长春主要官员纷纷捐款。裴其勋不仅到各处劝捐，筹集资金，还要求栖留所必须购备棉衣及医药，遇有病或吸食吗啡的贫民，给予治疗和调治后，解送回籍。在他的提倡下，1916年春，在栖留所的基础上，长春成立了贫民教养所，其管理权在长春警察厅。顾名思义，贫民教养所不再单单收容贫民，还对贫民进行教导管理，让他们学习技艺。当大批贫民被送到这个机构后，长春的街市变得整洁清净，当年冬天，长春大街上基本看不到因冻而死的乞丐了。对于裴其勋的贡献，当时的媒体称“商民颂声，口碑载道”，商号福升堂还特别送给他一块悬匾，以感谢他的善举。

　　此后，长春警察厅历任厅长对贫民教养所不断改进，其收留的范围和人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不仅包括贫民、吗啡犯、盗窃犯等，还有外省大量流民。1920年，大量直鲁豫三省难民借道长春前往哈尔滨等地，这些难民中的一部分就被安置在贫民教养所里。当时的警察厅厅长何止敬为筹集这笔安置费，请当时的名角在燕春茶园唱了5天的义务戏。此后的厅长李怡忱也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据报道，李怡忱的母亲称“节一时之衣食，可全活无数之生命”，她让李怡忱将自己寿诞收到的“寿仪悉数变价，送交贫民收容所”，这种善举在当时影响很广。

　　1922年年初，李怡忱又自捐500元，再加上各界助捐，拟建屋舍，在教养工厂中附设贫民收容所，“将乞丐、贫民一律收入，施与衣食”，并成立一所贫民校，职教员由警厅科员及聘用技师充任，分科教给收容所中的人员工艺，让他们具备谋生的本事。这就将这所慈善机构的收容性质转向教养性质，为以后变成真正的教养工厂奠定了基础。

　　此后的修长余厅长在教养工厂设经理、办事员、医官、工头、巡长、警士等，教养工厂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不仅增添了沐盆，可以定期理发；贫民们有病，能及时医治。更重要的是，还教贫民工作技能，比如糊火柴盒，每个月会及时发工资。在今天能看到的史籍资料上，对修长余的贡献还大加褒扬。据《长春县志》记载，修长余到任后，贫民教养所才被改为“警察教养工厂”。在修长余管内的1927年年末，教养工厂内还有贫民31人，曾有大批改过自新的人从这里走上社会谋到生路。从这点上，长春警察教养工厂的贡献是巨大的。1926年，因为长春被服厂扩张，长春警察教养工厂又在东三马路南端公益医院东墙外之空地上建了16间平房。

　　地方官整顿慈善机构

　　建起长春县教养工厂

　　除长春警察教养工厂外，长春城内还有一所长春县教养工厂，这要从长春县属的慈善机构说起。长春县教养工厂最开始是1914年长春警察厅在乐亭屯建立的吗啡疗养所，此后不久，长春城乡巡警开始分办，在长春城成立了警察厅，而城外的乡间则由长春县警察公所管理，这样，长春县警察系统抓到的吗啡犯就不能再送到乐亭屯的疗养所。1915年4月，长春县知事彭树棠决定在县署旧监狱地址自办疗养所，收押吗啡犯，这个疗养所此后成为长春县教养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孤儿院了。1913年10月，公民刘东升捐款500元在西二道街筹设孤儿院，当时15岁以下无人收管的幼孩都可以送到这里。从当时的新闻报道推断，这所孤儿院还对收养者进行了一定的教育。20世纪20年代，由长春商会提供经费，在长春西关大佛寺创办了一处贫民学校，专门对孤儿进行收养教育，但也只是二十几人。到1924年，长春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王庆尧接任院长，他除了修理房舍、改良衣食，还聘请教员，每日授课数小时；同时，在这里建了一所织袜工厂，让这些孤儿学习一项生存技能。张景南、马栋回等接办后，利用空地开了菜圃。到1926年，这里收养的孤儿已达五六十名，织袜工厂、菜圃又获利颇丰，遂将孤儿院改称为“慈幼院”，以示扩充规模。此外，长春县还建立了自己的养济所，主要收养“残疾年老不能谋生者”。

　　1927年2月，时任长春县知事的张晓斋对长春县属的慈善机构进行整顿合并，成立了长春县教养工厂，地址就选在大佛寺，分为新旧两院。旧院在大佛寺内，新院在其西侧，新修房子55间，这样，长春教养工厂正式建立。全厂共设孤儿、吗啡、养济三部。孤儿部开设小学课程，收容孤儿60人；吗啡部到1927年年末有吗啡犯、游民以及一般犯人159人之多，设立了编、织、鞋、缝等六科，由5名工师教育技艺，以“化莠为良”，很多人在此得到新生。

　　可以说，长春县教养工厂所起到的帮助贫民、稳定社会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据《长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