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秋，江苏北部徐淮海地区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水灾。由于这一时期铁路、电报、近代传媒等事业都取得了较大发展，灾情得到了广泛且迅速的传播，募捐助赈的热情也被极大地激发起来，筹赈义演热潮亦随之普遍展开。

　　上海作为历来义赈活动的中心，自然是这股义演热潮最早的发生地。很可能基于上年的惯性，率先为义赈活动开展义演的正是丹桂茶园。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末，该园名角潘月樵（艺名小连生）“约同园主夏月润、夏月珊及孙菊仙诸人”，向华洋义赈会表示，欲“各输善愿，即演日戏，移作赈需”。十二月中旬，另一家传统戏园春仙茶园亦举行了“戏资江北助赈”的专场演出，其主要演出内容则为“赓春振声全昆腔会串”。

　　不过，这时上海地区筹赈义演热潮的主流已不再是由专业戏班担纲了。这首先来自于“补助华洋义赈会”的挑战。该会是华洋义赈会的一个协助组织，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间，其目的就是为筹赈而特别发起义演活动。其做法与传统戏园的演出有别，乃是“邀集著名校书二十余人，借南京路小菜场楼上工部局议事厅合演戏剧”，“所得看资、赏封，悉数充入江北赈灾之用”。这种以非专业人士担纲的演出，竟然获得巨大成功，其募捐总数达到7000元之多。在这一成绩鼓舞下，该会决定于一周后在同一地点进行演出，并增加“描摹江北水灾难民困苦情形”的新戏。而第二次演出的效果仍然相当可观，收捐总数达到6000余元。这些收获足以令传统戏园相形见绌。

　　此外，上海地区另有许多社会组织和社会人士也都加入了举办筹赈义演的行列，其形式和内容更为多种多样。而且，这类义演活动的演出者大多都不以演出为职业，只是采取表演的形式来招徕观众捐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1906年12月22日），上海美租界华童公学的学生“因悯江北水灾甚重”，在“本校登场演剧，入观者每人洋银五角，即以看资移助赈捐”。十一月十五日（12月30日），上海新马路女子中西医学堂学生在学堂经理张竹君主持下，借张园举行赈灾演出，其内容更为丰富：除马相伯等人“演说饥民受苦之情形及吾人应尽之义务”外，“女学生演剧，于灾民鬻女卖妻之惨象，描绘入微，闻者几为泪下”，“是日男女来宾约有千人，捐输颇为踊跃”。次年正月间，一些社会人士发起了一个名为“益友社”的组织，借“沪北张园安垲第洋房演剧……所得看资悉数拨充赈款”。由于益友社声明自己的演出内容是“文明新戏”，所以演出者很可能不是来自传统戏曲的从业者。

　　在上海之外，天津和北京地区也掀起了筹赈义演的热潮。天津是北方这股热潮的生发地和最集中之处，当地演出的内容同样是新旧杂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末，《大公报》馆主英敛之等人发起公益善会为徐海灾区筹赈。该会最初策划的活动，就是在李公祠内放映从外国洋行借演的电影数日，“并邀请中外音乐助兴及各国名角串演新戏”，以卖票收入助赈。次年正月初，因“天仙戏园园主及各名角、各坤角皆踊跃乐于助善，各尽所长”，所以演出公告中又增添了大量传统戏剧节目。而真正开演时，又有许多新鲜内容。例如，在开演第一天即正月初十日，“是晚演戏毕，由本社英敛之登台演说爱群救灾大意。次由中国妇人会会员英淑仲、英怀清两女士布送白话劝捐说帖，男女来宾踊跃输助。次由南段总局音乐队作乐，次演电影”。第六天，刘子良“于变戏法先，并串丑戏两出，所形容江北灾民之状，尤为本地风光，动人观感”。这次为期七天的活动成效显著，《大公报》甚至称赞此次义演“在北方尤为绝无而仅有”。

　　继公益善会之后，刘子良等人又发起艺善会来举办义演活动。艺善会的演出内容其实相对简单，主要是“特请四城子弟准演十样杂耍”。倒是英敛之等人在演出期间的大量演说更具分量。如首次开演前，“英敛之演说爱人救灾之义务及合群保国之真理，并述津门近日助赈各善会之发达情形”。第二次开演时，“先由英敛之登台演说，劝勉众人于救灾恤难之事，应见义勇为，不可少存私见。次由丁子良君演说拯救同胞之义务”。第三次开演时，英敛之先“登台演说数刻之久”，结束时复登台“致谢来客，并勉众人勿以善小而不为之意”。第九次开演时，“英敛之登台演说开会筹赈宗旨，并痛切激劝众人当尽爱群之道，能爱群，种自强，国自保，反复譬喻，座客无不感动。次由黄剑虹演说合群之力，其力莫当，众皆鼓掌”。另外，艺善会也是天津筹赈义演活动中举办时间最长的。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907年3月6日）起，到二月十一日（3月24日）止，该会先后在天福楼、宝和轩、三德轩、聚合茶楼、天泉茶楼组织过五次共十多场演出，而英敛之等人的即会演说亦为常备内容。

　　不过，天津城内更多还是以传统戏剧为主的义演专场。其中较具规模者，首推广益善会。该会“由北京特邀叫天及各等名角，由二月初四日起至初八日止，演戏助赈”。另外，在艺善会义演活动影响下，“各茶园闻风兴起者，相继而起”。永顺茶园义演虽仅一天，然情形相当热烈：“数场曲艺后，由英敛之登台演说灾民情状，及激劝座客尽力助捐”。兴盛茶园发起兴益善会，“特请京津名角，准于十二日演戏一天，将早晚所收茶戏资并房东房租、箱价均行捐助”。聚庆茶园则定于二月十三日（3月26日）“早晚加演新戏，所入之款全数充江北赈捐”。据《大公报》馆统计，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腊月起，到次年三月底止，天津募捐总数为英洋35000余元，其中义演所得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

　　北京义演活动的规模虽逊于天津，但引人瞩目的是，女性人士表现得格外活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初，一些女士发起“京师女学慈善会”。开会时，“由发起人及天津公立女学堂吕碧城并京师各女学堂学生先后登台演说，并由各女学学生演习琴歌合奏，并跳舞各游戏。日新、国民两学堂演习军乐”，据称“赴会观览者毂击肩摩”。其间，参观演出的两位内外城总厅丞“颇动感情”，各将春季俸银捐助；南分厅第四区区长参观后又对所属长警演说灾民惨状，各警即“每名概助洋一角”。受第一次开会的鼓舞，女学慈善会数日后又举办了第二次活动，“特约请中国马戏及女技师来京开演”。开演后，“每日……所募之款每日在三四百元之外”。而同人仍嫌人数不足，又设法“添请两宫御览之皇会，每日约在两档”。二月间，豫教女学总理沈君“拟于本堂组织音乐会……任人购票入览，所收票费悉数汇至灾区”；是月末，东四牌楼王姬贞女士“慨捐五百金开演新戏，以所入之款一律助江北灾赈”；三月初，北京伶界中有王凤卿等人发起，“禀请总厅将假地演戏，以所收入票价一律汇至江皖助赈”。

　　当然，京城同样有男性人士发起的筹赈义演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间，乔荩臣等人倡办“开演义务大戏，业经外城总厅批准，于元宵节后开演，兼卖女客座，在打磨厂福音堂试办”。又有文时泉等人在白云观“倡办江北赈灾义会”，“演唱改良新曲，并演说江北灾状，筹收义款以救江北同胞”。又有京师名优田际云等发起“北京普仁乐善会”，“在福寿堂演戏助赈，自二十四日起接演十日，所得戏资全济灾区”，并约请“谭鑫培、汪桂芬二名角共襄义举”。三月初，北京皇会又“拟联名递禀内外城总厅，在内外城地方分期演会，仍须购票入观，以所收票价一律汇至江北”。

　　这一时期出现在天津和北京的筹赈义演热潮，其意涵非同浅鲜。自明清以来，华北地区民间赈灾事业的发展始终远远落在江南之后。晚清时期新型义赈的兴起，也以江南社会为中心，直至19世纪末，华北社会从未在义赈活动中有过突出的表现。就筹捐助赈角度而言，其在义赈中的地位恐怕还居于岭南地区之后。因此，光绪末期京津地区的这股筹赈义演热潮，标志着华北地区终于拉近了与江南地区在民间赈灾事业上的距离。正如当时《大公报》所感慨的那样，通过此次京津助赈活动，“其见义勇为、当仁不让之风，蹈厉发扬，已大足发挥吾北方民族之精神”。确实，这次演练表明京津地区的社会救济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就可以理解，在十年之后即1917年京畿大水期间，天津便出现了组织能力和社会影响都不亚于上海的大规模义赈活动。

　　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徐海水灾而引发的筹赈义演热潮，在义赈和义演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首先，筹赈义演从此成为义赈募捐机制中的重要手法，并深化了近代中国救荒事业社会化的进程。此次徐海水灾后，直到清朝覆亡，甚至在一些规模有限的义赈活动中，义演都是一种常见筹赈方式。到了民国年间，义演更是成为包括华洋义赈会在内的诸多救灾组织和慈善组织的常用募捐手法。因这方面论述已经颇为详备，此不赘述。此外，通过筹赈义演的渠道，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赏者，其中大多属于普通民众，而他们被卷入救荒事业之中，既扩大了赈灾宣传，也使赈灾参与者的群体构成得到了扩大，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新型义赈活动的社会基础。

　　其次，这股热潮还真正开启了义演活动自身的新陈代谢。如前所述，在此期间，虽然传统戏班和传统剧目占据舞台中心的场合可能更多，但是具有新鲜气象的节目也有不少登台亮相的机会。其中除了各种与传统戏曲有别的新戏（或称文明戏），甚至连西方影戏、体育运动等项目都成为表演的内容，这无疑为义演增添了更多的近代气息。从此之后，各种新戏在各类义演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有趣的是，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不少投身义演的传统戏曲演出者，迫使他们要在表演中不断添加新鲜因素了。（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