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伴随着女学的勃兴，女性谋求社会独立、渴望性别平等的思潮逐渐兴起，以及传统赈灾事业的近代化，女性在赈灾活动中的角色、规模、手段、观念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女界的赈灾实践为民初女性参政热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成为近代民间义赈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标志。

　　晚清赈灾事业中的女性传统角色

　　光绪初年，以丁戊奇荒为契机，大规模的义赈活动在民间社会兴起并迅猛发展。晚清义赈无论在机构组织、募捐方式、运作程序等方面都突破了以往自发而分散的色彩，带有明显的近代化色彩。然而，从性别角度来看，与主导义赈活动的男性相比，女性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只是以个别、零散的状态参与期间。比如，1889年，顺直发生大水灾，在江南义赈人士发起的赈济活动中，上海一位叫陆昭容的女性及其女儿屡次助赈，每月朔望都将所捐银洋送至向上海丝业会馆筹赈公所。另外，陈五婆向上海虹口宝顺里元济善堂寄去施粥洋一百元。徐门龚氏适逢四旬寿诞，也移赈洋十五元。从赈灾手段来看，与男子远赴灾区、施医散赈、宣传劝赈等相比，传统女性助赈仍然局限于赈捐银两衣物等范畴，模式相对单一，社会影响也十分微弱。

　　从助赈的传统女性的身份来看，为人母、为人妻及为人女者占据了绝大多数。也就是说，在传统女性社会职业单一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的女性以其所扮演的家庭角色在民间义赈中留下她们的印迹。相关记载在晚清各类救荒史料中几乎俯拾皆是。比如“普陀山女弟子朱莲明为母资冥福，助赈洋一百元，为夫资冥福，助洋五十元”；“瑞安善女孙林氏祈保令郎德桢嗽止热退音复，体健寿长”，助洋一百元；汉口贞女王氏年四十未嫁，孝事老母。1909年，湖北水灾，该女将平日储蓄银一千两，送交商会，以助赈需。

　　从阶层来看，参与传统赈济活动的多为有一定经济力量的上层社会妇女，当然也包括个别的下层社会女性。例如，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中，上海“有佣妇朱冯氏交来洋一元，附有同情灾民之信一封，言充作江浙赈款，令人敬重焉！”

　　对于女性的慈善行为，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予以了积极的肯定和支持。尤其某些特殊身份的女性，如命妇、贞女，或捐资数额巨大、赈济事迹突出者，往往还可以得到清各级政府的旌表。如1878年，直隶灾歉，湖北巡抚潘霨之母陶氏捐助赈银二千两，朝廷因其“尚属乐善好施”予以旌表。1880年，通政使刘锦棠之祖母刘陈氏捐养赡银三千两解助山西耕种荒地之资，经山西巡抚曾国荃奏准，清廷赏其匾额一方，以示嘉奖。1889年，大学士张之万遵照故父母遗命，捐银千两以助畿辅赈需，清廷因此恩准为其母、一品命妇张孟氏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同年，安徽舒城县贞女孙明义也因其助赈义举被奏旌表。

　　清末民初女性赈灾角色的变迁

　　清末民初，伴随着女学的勃兴，女性谋求社会独立、渴望性别平等的思潮逐渐兴起，以及传统赈灾事业的近代化，女性在赈灾活动中的角色、规模、手段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890年，前述安徽孙明义因目睹山东灾情严重，至有“饥民相食”之事，又闻浙江水灾亦广，发起创办闺阁赈捐局。该组织在北京、上海、河南、安徽设立四处总局，另在其他省份设立分局十余处，邀请“诸命妇贤媛共发婆心，同殷利济”。闺阁赈捐局还制定详细章程，四处总局皆由官宦人家的女眷担任。列名支持的官宦女眷达八十多人。闺阁赈捐局当属近代女性自发组织的较早的赈灾团体。它的成立体现了女性的赈灾行动已经走出了以往个别、分散的模式，而向群体、聚合的方向发展。继此之后，由女性所发起的规模不一的义赈组织陆续出现。

　　在近代女性组织的救济团体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中国首个具有红十字会性质的妇女团体——中国妇人会。1906年，京师女学卫生医院院长邱彬忻女士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妇人会”，“效期于二百兆之妇女社会中，各尽义务”，“将来成立以后，力谋女界昌达，共结团体，以互相扶助，互相关切，热心爱国，勉副其国民一分子之责任”。该会在北京设北京总会，上海设立南洋分会，统管东南诸省，在天津设立北洋分会，统管西北诸省，此外还在日本设立东瀛分会，以期在海外华人中形成影响。1907年，中国妇人会会员已有300多人。该会积极发动女界救助美国旧金山地震中的华侨，并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合作开展战争救助，中国妇人会因此也被称为中国妇人红十字会。

　　民国建立前后，女性赈灾团体和组织更是大量出现。仅以上海和北京为例。1911年，上海中西女子医学堂校长张竹君发起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许多女学生、女医师参与其间，开赴四川、湖北展开战争救助。在日本留学的苏淑贞、唐群英等八位女性也组织了女子红十字会，回国后与中国赤十字会汇合。上海女界义赈会也是这一时期非常活跃的义赈团体。1918年，湖南发生严重水灾，上海女界义赈会积极支援赈灾活动，经过其“散赈，恐慌稍减”。1921年，北方各省大旱，陕西又遭地震。在是年3月召开的联合急募赈救会上，上海女界义赈会即认捐30万银元。在北京，张、徐等八位女士发起妇孺防护会，联名陈请由资政院恩赏银米办理赈济。中国妇人会北洋分会总会长英淑仲等创设中国妇女会，该会也是当时北京一个募捐赈济非常活跃的女子团体。1913年，北京女界中国红十字会分会也正式成立。

　　总体来看，这些规模不一的女性赈灾团体与全国其他的慈善组织互相呼应，展现了近代民间义赈的日渐繁盛和壮大，更体现了女性对社会事务参与热情的飞涨和能力的提高。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女学的勃兴，女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群体开始在社会舞台上展现光芒。在近代赈灾事业中，女学生自然亦作为极为活跃的要素，发挥着重大的作用。1906年底，上海女子中西医学堂学生有感淮徐海各属水灾颇重，贫家女子非冻馁而死，即被人掠卖他乡，在张园为之举行义演，男女来宾约有千人，他们因女学生“不惜牺牲名誉，赈救同胞”，所以“捐输颇为踊跃”，“争以银券、洋块遥掷之”。1911年，因江皖发生严重水灾，杭州西湖蚕桑学堂将全校学生赈款由经华洋义赈会转解灾区。5月15日，上海两等女学堂举行助赈江皖水灾运动会，来宾参观者千余人，由该校职员分散灾簿，痛陈灾区惨状，闻者动容，慨然捐赈。

　　除了女学生之外，参与义赈的女性还有女艺术家、女医士、女画家等。如1911年5月，男女艺术家二十多人连续在上海举行三次演奏会，所得看资悉数助赈。是年，因东三省鼠疫蔓延，上海的一些女医生除在医院医治病患外，还配合政府在疫气发生地逐日挨户检查，积极参加了本地的防疫检疫事宜。上海医院的女医士张竹君还率领同事赴上海县待质、自新二所对染病押犯进行救治，展现了女医士救死扶伤的良好职业素养。另外，许多女画家也将作品通过义赈组织进行义卖。1890年，上海自称浣云楼主的女画家即以绘事助赈，在《申报》登载润格费用，所得全由同德堂药铺转给灾区。

　　还应提到的是，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也多次积极地加入到义赈中来。她们或者演剧助赈，或者集体捐银捐物。时人对其赈灾行为始则不屑，怀疑这不过是其“以卖淫之技为敛钱之举”的伎俩，继而逐渐转向肯定甚至赞赏：“今区区女伶，急公好义，救灾恤邻”，其乐善好施之“盛意固不可淹没也”。有人进而认为，妓女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也有助于国人智识之开通，道德之进化：“既有明白事理之女伶，又安得不提倡之，扶助之，使之日浚其智识，而渐进于道德焉”。

　　在社会各界女性对赈济事业的积极支持中，一些具备近代爱国意识和先进救国理念的杰出女性更是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比如与秋瑾并称为“南秋北刘”的河南女慈善家刘青霞，以孀妇之身创办女学，兴资办厂，资助女子办报，1918年，她出资5万元开办了“贫民工厂”，1922年，又为开封难民收容所捐洋3000元。刘青霞以匡救国难、投身公益作为自己终身职志。1908年，清政府为嘉奖其义行，以其一品命妇身份赐其“乐善好施”匾额。1913年，孙中山亲自题写“巾帼英雄第”匾额相赠，对其救国图强志向予以高度赞许。再如，近代新女性的重要代表人物张竹君一生以振兴女权为己任，她致力开办女学，培养女性医护人员，创办了上海最早的女子中西医学堂，在近代赈灾活动中，张竹君更是身体力行，凭借自己精湛的医术救治伤患，同时多次深入灾区，筹款募捐。1911年，有感“上天降灾，中原多故”，作为上海女子医学堂校长的张竹君率全校女学生28人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发挥医者救死扶伤之天职，赴战地治疗受伤军士，其他学校女生风从者争先恐后，首批出发的女会员54人，几占全部会员之一半。民国成立后，张竹君更是投身义赈：1913年，上海白喉流行，张竹君四处募款，开设时疫医院，治愈大批患者。1917年，她创建健华颐疾园，施诊给药。1919年，山东饥荒，又奔赴灾区主持赈济工作。1926年，上海霍乱流行，健华颐疾园改为临时沪西时疫医院，收治患者数百人。张竹君在近代赈灾事业中的实践反映了新兴职业女性的风采，无怪有人评论：“凡言清季之女志士，不能不推广东女医士张竹君为首屈一指。”

　　清末民初，民间义赈的手段日益呈多样化发展。诸如移助糜费、义演、义卖等成为新的筹捐方式，拓宽了民间义赈经费的募集渠道，而在这些新兴的赈灾形式中，无一没有女性的积极参与。这些从前面的论述已可窥见一斑。再如，以义演而论，1911年6月初，中西女塾全体四十多名女士参加了中国青年会发起的助赈江皖音乐会义演，演出来宾极多，几无虚席，在毫无开资的情况下捐得千余元。以义卖而论，1907年，北京琉璃窑开办女学慈善会。为求赈款，许多女学生制作手工物品进城发卖，并在那里唱歌跳舞，以示宣传。除此之外，许多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还身体力行，运用各种方式为灾区筹款。1907年，北京中国妇人会会员英淑仲为江北大水灾印了几万张附有难民图的启事到处散发。在北京福寿堂为江北大水灾演出义务戏时，一名叫葆淑舫的京官夫人登台演说，痛切陈述，讲到伤心处，更是声泪俱下，听者为之动容。

　　清末民初女性办赈的缺憾

　　在整个社会由传统迈入近代的时候，清末民初女性的赈灾实践及角色变迁鲜明地反映了女性已经逐渐走出传统“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社会角色，在社会历史舞台上开始展现出自己的风采，但是在传统势力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一时期的女性救灾实践不能不留下诸多缺憾。首先，社会守旧势力对女子助赈设置了诸多障碍。其次，与男性相比，参与赈济的女性人数尚少，而且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女性。再次，女子办赈能力尚待提高。由此看来，女性要想在近代赈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女性要想进一步和男性分享对社会事务的参与，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据《妇女研究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