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所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卓有声誉，培养了大批政、商、学及各界优秀人才。

　　同时，张伯苓又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其影响力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各界，且均有贡献。张伯苓在社会公益事业、社会服务等领域，也投注了相当大的精力。有的是以个人力量为之，有的则发动南开师生共同推进。这些，虽不为一般人所熟知，但与他兴办南开学校，以“公能”为校训，实际上互为表里，可以看作是其思想体系、现实践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开：最成功的公益项目

　　南开的经费，主要来自四处募款，政府补助及学费均只占极小一部分。张早期办学，经费主要依赖于严修、王奎章、郑菊如等津门绅商。1904年，南开学堂草创之时，除监督、教员领薪外，其余均为义务。办学款项来自多方——清末《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集自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南开这种“众筹式”公益办学，当时并无先例。

　　随着南开声誉日隆，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蒋介石、张学良等政界要人，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国外机构，均对南开有较多捐赠。张伯苓极擅于向各方募款，除本人的人格魅力外，主要原因在于南开办学成功，且张伯苓所募款项均用于办学，故学校账户常有赤字。他自称“教育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教育为终身事业，予于此至死为止”。张伯苓狷介自守，义不苟取，所领薪水低于一般教授，出行坚持坐普通车厢，故能得到社会广泛信赖。

　　南开学校虽是张伯苓一手创办，但他将南开看作是公益事业。在与政府机关的函件往来中，张伯苓多次以“公益机关成例”开展洽谈。张伯苓晚年留下家训，“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把南开看作是“公产”而非家族私属，并终将其捐赠于国家，可为其平生志业写照。

　　各方捐款虽多，但并不影响南开的办学方针、理念。以“公能”为校训，旨在培养“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人才，这些都合乎公益事业的标准。

　　故有学者称赞：“南开是中国最成功的公益项目。”

　　平民教育的贡献

　　不过，南开学校还不算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公益事业——以贫儿义塾为代表的一系列平民办学实践，面向社会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可算是张伯苓教育公益事业的延展。

　　张伯苓年幼时家境贫寒，在义塾中接受启蒙教育，深切理解平民教育之重要。南开学校位于天津的平民区，师生对附近贫儿情况多有密切关注。支持平民教育的“义塾服务团”是南开成立最早、延续最长、覆盖面最大的学生社团，人人担负维持义塾发展的责任，被称为“南开学生对社会的绝大贡献”。

　　1915年2月，在张伯苓支持下，南开中学校内操场东南建造八间平房，创设贫儿义塾，为家境贫寒但品行谨饬者提供求学机会，课程有国文、修身、珠算等十余门，以“长其道德之念，助其自治之方”。次年，在河东创办南开第二义塾，后又设办女子义塾，1920年增设了夜校。义塾学生共约160余人，设置图书馆、开办运动会等，影响甚大。义塾一切费用均由教职员工、学生自愿捐助、分担，捐款名册在《校风》等校内期刊公开，不同意见常发表争鸣。1920年的《南开学校贫儿义塾总章》明确规定，全校师生均为义塾校董，共同辅助学校顺利发展。在1924年南开二十周年纪念大庆时，还专门在校内设置义塾学生成绩展览会，可见成绩。

　　1926年，又在学校西南角，设立南开平民学校，教育学校附近贫寒学生。1932年，在张彭春的主持下，设置了旨在培养“心力同劳”人才的半工半读式高中实验班，学生制作的产品广销天津各地。后在此基础上独立出南开学校工厂，又开办了广开平民小学，培养贫民子弟接受初等教育，并让他们在南开工厂学徒，以掌握谋生技能。

　　地方服务、世界视野与风俗改良

　　张伯苓的社会服务，多以改良社会为根本目的。南开中学草创时，从日本购置了各种仪器设备，但并未私藏密守，而是第一时间开设教育陈列品场，以展览形式，起到宣传科学、开通风气的功效。这些服务始于天津当地，而渐渐扩展。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张伯苓即与当地士绅共同反对缠足、赌博、大烟、娼妓等社会陋习，提倡改良婚丧嫁娶奢靡风俗，以节俭为尚。尤其是，张伯苓将母亲丧葬费节省下来，用于筹办南开女中，在当时引起很大影响。

　　南开学校切重社会实地调查，以便认识社会、服务社会。1926年，南开所设立的“社会视察委员会”不分中学、大学，均要求学生定期开展社会调查工作，调研范围包括广仁堂、妇女救济院、济良所、教养院等社会机关，及各类政治、商业、工业、文教机关，全面观察天津各方面历史、社会情况，加以深入研究。至1930年，二十余万字的《天津南开学校社会视察报告》为相关调研之集成，观察水准颇高。

　　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与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机构合作，从1927年开始着力调研天津物价、工业及劳工家庭生计等问题，随后发起天津研究会，既属学术研究，又为社会服务。

　　地方服务之上，还有更大关怀。张伯苓的上述改良努力，均由一省市扩充至全国大势，东北研究会即为人所共知的显例。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10年，张伯苓与津门士绅共同发起万国改良会，以“万国”为名，以“造社会之幸福，助世界之进化”，其志趣高远可见。1926年，张伯苓与杜威、胡适等合作，发起华美协进社，旨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抗疫、救灾与慰问

　　面对近代天津发生的各种水旱灾害、瘟疫传播，张伯苓出力甚多。外省之赈灾活动，张伯苓也常常参与，如曾担任辽宁水灾急赈会委员长、农村复兴委员会等兼职，“对地方事及国事南北奔走”。

　　1911年，东北鼠疫大爆发。张伯苓及与研究会等人组织防疫会，负责外地学生防疫事宜——外地来津学生，必须先在验疫所隔离观察七日，并注射防疫针，获得凭证后，才能回校学习。1919年，天津又兴时疫，张伯苓亲立南开学校卫生团，除严格管理校内防疫事务外，南开学生还向社会讲解防疫方法，学校施医处免费为贫民治病。1935年，天津市水灾泛滥，张伯苓出任天津市救济水灾联合会主席，主持捐助救济事业。

　　在动荡时局下，维持天津社会治安，救急因人祸而遭受损失的难民，也是社会公益的重要环节。1912年3月天津兵变，严修、张伯苓等即与政治、商业各团体协同合作，维持基本社会秩序。1920年直皖战争、1924年直奉战争期间，张伯苓组织调查灾民情况，颇加救急。尤重要者，张伯苓与南开坚持抗日救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张伯苓与卞白眉等商议安置东北来津难民事宜，南开学校尽量收录东北逃难学生。驻津日军时常侵害民众，扰乱南开，张伯苓竭力维持。长城抗战期间，南开师生多次组织慰劳队到前线，募捐购买、运送战争物资。

　　与公益人士的广泛交流

　　张伯苓公益事业之成功，与他跟公益人士广泛交流不无关系。对天津本土，及全国有影响之公益事业，张伯苓均予以关注，且常常亲往参观。

　　所谓张伯苓身边的“公益人士”，最为重要、也最易被忽略的当属南开校父严修。严修在天津创办、资助了数十所不同级别的学校，帮助筹建了女医局等各类公共事业机构，所订立“丧礼八则”等礼俗改良规约，在当时均引起极大轰动。严修逝世后，张伯苓以“公”“清”二字概括其道德，并高度称许严修“为社会人类做事”的境界。

　　1915年，张伯苓与严修、南开校董范源濂等人前往南通师范学校，观察到该校经费完全来自张謇所办实业，且这是当地教育、慈善事业的普遍情况，众人均受到深深触动。

　　此外，张伯苓与不少公益人士渊源甚深。熊希龄民国初年担任国务总理，去职后从事慈善事业，与张伯苓、南开多有交往。熊希龄先后发起京畿水灾酬赈联合会、世界红卍字会等，所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最为有名，邀请张伯苓等教育家担任评议会委员。南开校史上著名的“香山会议”，也在香山慈幼院召开。

　　张伯苓与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交往密切，且合作尤多。1923年，晏阳初等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张伯苓与陶行知、朱其慧（熊希龄夫人）等均为重要支持者。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为实验区，探讨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路径，与南开有深度合作——由平民教育会出资、南开校办工厂研制的“南开水泵”，获得了政府专利。晏阳初、陶行知等公益教育家的子侄，也多在南开就读。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曾支持为南开办学捐款，担任南渝中学（即重庆南开中学前身）董事。卢氏个人所办学校，对张伯苓思想理念多有借鉴。南开学子中的公益传承

　　张伯苓本人擅于募款，但并不盲目募捐，他更看重募款背后所反映的“公”之精神，重在公民教育、社会改良。

　　南开办学，资金长期处于困难状态，因此在南开学校成立三十年之际，校友有筹设“伯苓基金”之计划。但张伯苓多次致函南开校友总会，先是试图制止，后要求“缩小募捐金额”——“本校所最需要者，不在有巨额之资金，而在有与学校共戚之校友”。最后鉴于募款主要皆用于资助贫寒学子及学术、教育事业，均属于“公”，才不再反对。

　　早在1909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郝瑞满就观察到，南开中学以学生乐队吸引公众进入演讲所，听取有关戒鸦片、戒赌、反缠足一类的讲座。这当然与张伯苓的引导密切相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开师生有不少成为公益事业的中坚力量。如南开早期毕业生傅葆琛，留学美国期间即参与华工教育服务，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后，归国辅佐晏阳初，在定县发展乡村平民教育，抗战期间转至西南任教，仍在当地兴办识字班级。

　　“公益”与“公能”的会通性

　　张伯苓本人寒素自守，办学、生活时往往阮囊羞涩，对相关组织捐款不多。但，在社会各场合对公益事务大力发扬、宣传，对南开师生公益精神之培养，张伯苓用力至多。

　　张伯苓“公能”思想的建立，是一个相对长期的阶段，中国传统思维及西方督教理念均对其有极大影响。因此，“公能”看似平易，却贯穿其人生始终，内涵相当丰富。“公能”与“公益”的会通，是其思想一大特点。

　　如在1935年赈救水灾期间，张伯苓特别提出，这些问题来源于以往工作对事敷衍，才酿成大灾。此次工作，除襄助受灾难民外，“正可一涤素来之陋习，而兼收社会教育之功效”。这一理念，就远远超越于一般捐款捐物之上。

　　有些“公益”事业虽有助于社会福祉，但或限于在地视野，辐射有限。以张伯苓发展、参与的公益事业看，虽往往立足于服务天津本地，但背后必有更大关怀——由天津一地，观照在于华北，在于中国命运；对于外地、外省的公益事务，也竭力关注、协作。

　　以上仅简单梳理张伯苓公益事业中之较大者，已足看出其实践层次的丰富性，及相关思想的深度。这些，在当时颇有利于社会进步、人民福祉，且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据《同舟共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