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这条母亲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自此改道山东，成为流经山东最大的河流。山东受黄河泛滥之灾也更为严重，几乎“无岁不决”。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西方传教士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教自由。美国北长老会、美国南浸信会、英国浸礼会等相继进入山东传教，足迹遍布齐鲁大地。具有较好教育背景的传教士开始关注山东黄河泛滥灾情，纷纷投入到赈灾中去。

　　传教士大量的著作和日记中记录了山东黄河的灾情以及当时的救灾情况，有的还根据实地考察提出了建设性建议。美国北长老会在济南府的传教士道雅伯在长篇文章《中国之痛：黄河与山东关系》中详细论及黄河流经山东的历史与水灾危害，回顾了清代地方政府对黄河水灾的防治及救灾方法。1886年夏，传教士李佳白向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张曜呈递了西方治理河患方法的报告，受到了张曜的肯定与接见。此后，他又连续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西国治河成法》、《治河说》、《以工代赈说》、《黄河归海论》、《治河建闸说》等有关治理黄河水患的文章。李佳白的一系列治黄建议切中要害，突破了原有中国古代的治黄建议，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治水建议，可谓当时治黄言论集大成者，但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实施。

　　1888年，山东地区秋涝，庄稼颗粒无收，第二年严重的春荒接踵而至。同年夏，山东连降大雨，流经章丘、历城、齐河境内的黄河决口，全省受灾县多达82处，随之霍乱大流行，大量人员死亡。山东地方当局采取了开设粥厂等放赈措施，但灾民过多，无法全部救济。这时在山东的大部分传教士放弃了常规工作，或写信呼吁捐款，或调查灾情，或照顾灾民，积极投身到赈灾事务中。传教士首先对救济区域作了划分，在中国助手帮助下对灾情进行了仔细调查。同时，传教士积极筹集赈灾资金，在烟台成立专门“山东赈灾委员会”，吁请英国、美国和中国南方等地伸出援手，筹到捐款共计200000美元。山东英国浸礼会与美国北长老会在赈灾中密切合作，“两会共计约20名外国职员，负责赈济山东中部与北部约32万人。”这一巨大工程的资金由伦敦市长官邸提供。捐款来自世界各地，全部捐助资助总额达到4万英镑。而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同良约翰赴受灾最严重的山东西部调查，并将灾情发给上海报纸以获得援助。最终，他们得到了上海“华北义赈会”的12000两赈银，救助了近17万灾民。1889年，美国北长老会士洪士提反在潍县附近村庄照料近万名灾民，并呼吁救助其他灾民近10余万。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把灾区的惨状拍成照片，组织国外募捐并把从国外募集来的款项用“以工代赈”方法，让灾民给英国商人运输从灾区购买的廉价土特产品。“据1889年7月统计，英国浸礼会共救助了319222人灾民，发放赈银144980.74两。”据传教士报告：“山东传教士在灾荒期间，发放赈银315022两，一般情况下，救济资金每人每天只能均摊一分钱，这样至少可以挽救十万人的生命。”

　　十年后，1898年夏天，黄河水势再次猛涨，东明、历城、利津等县又决溢10余处。据鲁籍京官陈秉和所述：“是今虽已放，而任用非人，百弊从生，半归中饱。百姓当时溺毙者五万余人，至今饿毙者不计其数。”1898年10月，潍县召开山东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全体大会专门成立黄河水灾赈灾委员会，并在英文《教务杂志》发布灾荒募捐通知，呼吁在华外人积极捐款。浸礼会士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借助浸礼会总部4000英镑资助，雇佣灾民，加固河堤，修路筑桥，救济了章丘、齐东、高苑、博兴等地灾民。

　　虽然山东传教士的救济区域和人数有限，但在晚清山东黄河水灾频发，屡治不止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拯教了濒于死亡边缘的灾民。而传教士在救济中宣传呼吁、调查分发、分工合作、以工代赈等近代赈灾模式，革新了传统政府救济平均分配的方法，有利于避免贪污虚报等弊端。同时，教士通过历次赈灾赢得了民众好感，如传教士狄考文夫人在赈灾结束后离去时，收到了一把绣着题词和受过帮助的220个村庄名字的“万民伞”，并坐在轿子里被抬着相送。借助赈灾，传教士也得以接近普通民众，从而打开了福音之门。

　　参考文献：张德明《福音与救济：晚清新教传教士与山东黄河水灾论略》，《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