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公报》自1915年9月1日创刊到1927年遭查封，是民国时期湖南历史最悠久的民营报纸，也是一份政论色彩十分浓厚的报纸。这段时期中国军阀混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治全国，因而言论、新闻控制相对松懈，报纸也可以据事直书、有闻必录，因而《大公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当时，刘人熙、贝允听、李抱一、张秋尘、张平子等人因力主反袁而从《湖南公报》出走，共同创办《大公报》，刘人熙任报社首任社长，报社地址就在长沙的犁头街。长沙《大公报》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它发行量大，读者以政要商贾、知识分子和城市市民为主。当时的《大公报》就常常以“社论”、“时评”、“编辑余话”和“选录”的方式表达对慈善救济问题的看法。具体来说，长沙《大公报》参与民国时期湖南的慈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免费登载，普及宣传

　　长沙《大公报》将慈善的理念、慈善组织和活动方式以及赈款收支情况免费或优惠刊登，广而告之，使慈善活动飞入寻常百姓家。报纸上还免费或优惠刊登慈善救济组织的往来函电、简章、办事细则、会议纪要（如华洋筹赈会例行干事会议的纪要）、募捐公启及征信录、重要通知声明和广告等。《大公报》成了当时政府、慈善救济组织和社会之间沟通慈善知识和信息的重要阵地。

　　采访报道，为天地立心

　　《大公报》派记者对重大慈善救济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并做出观察、记录和分析，有时候也刊登慈善组织的历史沿革和数据统计，帮助宣传。如1925年的《大公报》登载了一组关于育婴堂、省社仓、孤儿院等历史沿革的资料。报社记者一般也会受邀前往采访慈善救济组织举办的游艺会筹款、政府邀集官绅商代表商讨慈善救济的会议、就重大慈善救济政策（如以工代赈修筑潭宝路、中西合组华洋筹赈会等）所开的说明会等。例如《大公报》就对以工代赈修筑潭宝路的事宜专访饶伯师，对亚洲建业公司包工垫款续修潭宝路永丰宝庆段的议题对马临翼进行专访等。

　　在采访报道中，《大公报》就慈善救济的热点议题直接表明立场。报纸发表了诸多与慈善救济有关的社论和时评，特别强调了很多重大问题，如切实抓好米禁，及时填足仓储，赞成以工代赈修筑潭宝路，呼吁湖南人自救和内部团结，对慈善救济中的问题予以批评等。1916年4月12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提出救荒中有“三便”、“六急”、“三权”和“六禁”之说。这样的言论抓住了救荒慈善中的重点，指导性强，代表了当时慈善救济理念的转变方向。

　　褒贬并举，舆论监督

　　《大公报》热烈颂扬对慈善救济做出贡献的先进典型，同时对存在的问题也毫不留情地进行揭示和披露，成为慈善救济事业中重要的监督者。1924年1月8日发表的题为《社会间还有急公好义之人》的“编辑余话”中写道：“湖南也还是有急公好义之士，比如湘潭有一武官周振武倾家捐入劝学所作为教育经费，每年只由劝学所以租谷二百石赡其家室；醴陵陈盛芳捐修渌江桥款五万元。陈原来只是一砌工，自从包修株萍铁路起家，后来家有田二千余亩，他慨然捐出一千五百亩用作修桥经费……”1922年4月12日刊登的《忠告各慈善公益团体的人们》的时评，揭露慈善机构内部的各种阴暗面。1922年5月筹赈会办游艺会筹款，《大公报》记者直接批评其开销巨大，并认为向商民分派向官员募集，违背了自愿购票的原则等。

　　《大公报》在社会上逐渐形成良好的声誉和影响力，在湖南慈善救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一些社团或个人常常将请赈函电直接发往《大公报》馆，慈善救济组织在募集捐款时也往往将长沙《大公报》馆指定为捐款代收机构，这就体现了社会对《大公报》的充分信任。可以说，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长沙《大公报》的参与。作为一份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参与慈善，秉持正义这样的办报理念尤为可贵。

　　参考文献：向常水《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2008年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