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17日《申报》的《济良所之历史与成绩》一文报道：“上海济良所发起于西历1896年，美国包慈贞女士来华传道，因见娼妓卖淫之可怜，即与同道西女五人集会祷告，共谋救济。是年耶稣诞日，女士游行虹口，见美国兵士多就草棚狎妓，于是创办济良所之志益决，与五人同志四出募捐，次年10月，赁熙华德路圣公会老牧师吴虹玉先生住宅为会所，收养迷路落魄及不愿为娼之女子，衣食教诲，颇具成效。华人闻之，多捐款相助。”

　　清代之前，娼妓一直禁止不绝。娼妓在涉及公案时，一般交由“官媒”为之择配婚嫁或者变卖，防止其重返为娼。晚晴时期，“官媒”制度弊端百出，涉案妓女就发往栖留所代为择配。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西方救助妓女的做法影响到国内。苏州绅士冯桂芬提出了设立慈善机构，专门救助妓女的构想。上海济良所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上海济良所于1901年9月1日正式成立，经费主要由西方人士捐助，主要工作也由他们负责。光绪三十年（1904），为了劝募资金，扩大影响，上海济良所再次在《申报》公示了章程。章程规定救济对象为所有有志从良的妓女，明确了对收容妇女的知识和技能教授要求，并规定“期限至少为一年，如果能尽除旧染，准人迎娶为正妻，不准做妾。”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西方人士创办的上海济良所经营三年后，中国绅商开始参与其中。由于济良所地处偏远，很多受虐妇女无法得到救济，济良所的西董美国副领事白保罗、中西书院掌教潘慎文与各个董事协商，预备在妓院林立的著名红粉街英租界四马路一带设立分所，但是因经费不足，遂邀华人绅商严筱舫、朱葆三等人参观，并得到了他们的代募经费一千二百两。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四马路的济良分所成立，随后，济良所又在上海陆续增设数处。

　　上海救济所的基督教色彩非常浓厚。江湾镇和天通庵的济良分所中设有学堂，通过宗教仪式陶冶性情，并使之学女工和家政，学成后为之择配。上海四马路济良分所门外的巨大电牌的标语就是“耶稣能救人”。可见，上海济良所也是传教士传教的策略之一。逃到济良所的妓女大多数身体状况差，济良所就会将病情严重的患者送到教会医院免费进行治疗。1921年，济良所在闸北开设分部，专门为救济妓女建立了疗养院。济良所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女子在被送到济良所之后的数星期至数月内就被自己的亲人或朋友领回家中。一旦司法机关作出最后判决或确信她们不打算再回到妓院之后，济良所会立即在警方的帮助下，寻找救济对象的家属。济良所不仅救助逃出来的妓女，而且还救助被拐卖的未成年少女。至1935年，济良所已收容4000多名年轻女子，5000多名儿童，其中大多数儿童是女孩。到了1941年，济良所总共收容了12000人。

　　上海济良所成立后，其收养童养媳的举措引起了中国绅董的异议，上海济良所也逐渐意识到“中西风俗各殊”，逐渐变通救济的章法。上海济良所在民国年间一直运营，日军侵占上海后，济良所的西方人士被关进集中营，但济良所在国人主持下，一直运营到建国初。短短数年之后，受上海济良所的影响，中国官员和绅商纷纷仿效，众多救济妓女的专门机构设立。民国时期，济良所得到了进一步推广，长沙、兰州、石家庄、济南、长春、昆明等地均有济良所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