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地区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迥异，其传统慈善事业也有独特之处，这可从民国初年的发展状况中一窥其全貌。

　　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是，新疆的宗教文化氛围浓厚。伊斯兰教是新疆第一大宗教。《古兰经》和《布哈里圣训》中就有大量关于慈善的规定和阐述。《古兰经》中的“你应当以善待人，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属”等慈善规定。《布哈里圣训》中也有穆斯林行善义务的规定，如“凡穆斯林均应施舍”、“人体的各个关节，为感赞真主的恩赐，每日均应施舍”等。

　　16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确立统治地位后，穆斯林以天课与施舍的方式参与新疆的宗教慈善活动，成为新疆慈善活动中最大的施善群体。天课在阿拉伯语中称“扎卡特”，意为“净化、洁净”，即通过天课使财产得到净化。天课是一种“奉主命而定”的宗教赋税，其目的为“利济贫乏，扶危助弱”，故又称“济贫税”。“天课”最初是自由布施的，后来发展为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每年盈余财产要按不同比例交纳天课。且规定只有8种人才能接受天课。“索德格”（施舍），也称散“乜贴”，是穆斯林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自愿向清真寺或个人施舍、捐赠财物。施舍并非法定义务，但具有强大的道德约束力，被视为穆斯林道德美好的标准之一。穆斯林在这样的宗教规范下慈善意识普遍较强。

　　民国初年，新疆也有很多官办救济机构，主要包括养济院、冬生所、粥厂及官店，其中养济院数量最多。乾隆四十四年（1779），乌鲁木齐地区由于人口激增带来“孤贫亦增”问题。时任乌鲁木齐都统的索诺木策凌向乾隆帝奏请，新疆养济院自此出现。光绪十五年（1889），新疆养济院设置最多，清政府在精河、乌苏、焉耆、吐鲁番、库车、英吉莎、叶城等七县相继设置养济院。民国十九年（1930），新疆共有养济院32所，收养1314人。光绪十一年（1885），巡抚刘锦棠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东关、西关、南关和西大桥四处各开办了冬生所，总共收养410人。民国十九年（1930），新疆共有冬生所19处，收养1 003人。另外，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在迪化设冬季粥厂，至民国十七年（1928），伊宁县设立了4处官办粥厂，共救济贫民1 143人。

　　清末民初，内地连年兵荒马乱，大量难民及商民来到新疆，为求生存而形成一种互助共济的民间慈善社会组织——会馆。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古城(奇台)、昌吉、木垒、呼图壁阜康等分别建立了各省会馆，如两湖会馆、晋陕会馆、陕西会馆、甘肃会馆、云贵川会馆、江浙会馆等。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入侵至杨增新执政时期，新疆会馆发展达到全盛。新疆会馆多开展济贫、助葬与兴学，通常有“购置义冢、施棺殓葬、延医给药、助鳏恤寡、救济失业、帮助同业外乡人、给资还乡、举办义塾、惜字修路和帮助工商业者的家属等等”。助葬是新疆会馆慈善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善举。清末民初，新疆会馆所在地设有义园或义冢，如乌鲁木齐有湖南义园、湖北义园、旗奉直东义园、甘肃义园、湘军义园等。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后，各省会馆承担自办学堂、培养同乡人才的任务，如1930年甘肃会馆开办中山小学；1931年，两湖会馆开办两湖小学等等。除此之外，会馆也积极参加其它社会慈善活动，如每年腊月初八到除夕期间进行施粥，灾年或战祸时积极捐资，开办收容所。

　　民初，新疆也不乏个人慈善活动，这些活动多由官员和富商开展。昌吉的耆老赵中和，一直坚持 “凡族中贫穷不能自存者，量力赐助。无论贤愚亲疏，必使成人自立而后已。人能由近及远之，左右数十里无穷苦逃亡者，皆其周济所致也”。“其殁也，远近赴吊者几千人云”。

　　民国初年，新疆以宗教慈善为主、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为辅，经济来源多元化，但涉及的内容不如内地广泛，且从会馆慈善活动与个人慈善活动看，新疆的民间慈善活动停留在以“善举”为主要内容的阶段，与真正的“慈善事业”还相去甚远。

　　参考文献：何荣《清末民初的新疆慈善事业》，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