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戏曲演员一般地位低下，被称作“戏子”，且演员很多都来自穷苦人家。近代，随着戏曲发展的鼎盛，北京梨园行用戏曲艺术征服了观众，进而走进社会领域，积极从事社会慈善活动，证明了戏曲演员的品格和责任感。

　　1905年12月，驻防旗人惠兴女士兴办女学受挫，忿而自杀。北京的张展云等报人相约田际云等人，决定新闻界与梨园行合作，成立妇女匡学会，宣传惠兴兴办女学的事迹，并积极筹款助学。他们以传统的堂会戏形式编演了新戏《惠兴女士传》，并举办了三场义务戏。义演前他们在各报刊登消息，引起了社会轰动。当时梨园界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在田际云号召下，谭鑫培、汪桂芬、侯俊山、朱素云、王瑶卿、崔灵芝等名角都欣然应邀义务参演，所得款项悉数捐助杭州女学。这次义演开创了梨园行演义务戏的先河。

　　梨园行在清代时已经产生了同行互助的搭桌戏，当时的搭台戏规模较小。著名俞派武生传人俞振庭，老来贫病交加，他的梨园界好友就曾举办过搭桌戏为他筹办款项。1906 年，田际云首演义务戏后，梨园界传统的搭台戏的互助形式逐渐发展为近代慈善公益活动。1909 年8月18 日，俞振庭、王瑶卿、王凤卿、王惠芳等名演员在广德楼率班参与义务戏，以赈济贫苦同业。民国后，北京梨园界更积极地参各种义务戏。1912 年，清代管理梨园行的机构精忠庙改为正乐育化会，宗旨为“演戏筹款留作善举，贫伶赖之”，且“以维持梨园团体之共同生活，谋伶界之发达”。由此，梨园行的义演从个人名义的自发互助，转变为整个行业有组织的行业活动。此后，正乐育化会每年年底组织名角演出大型义务戏，赈济同行，形成惯例。1914 年1月26 日，正乐育化会会长谭鑫培邀各名角在文明园举行义演，为贫苦同行筹款，俗称“窝窝头会”。1928 年1月13 日，“窝窝头会”演出全部的 《红鬃烈马》，且名角荟萃，可谓梨园的一次绝唱。又如1936年1月18日，北平梨园公会为极苦同业筹款举办义务夜戏，杨小楼、侯喜瑞、小翠花、尚小云、荀慧生、姜妙香等当时红极一时的演员都来参加。

　　梨园界还开展了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赈济灾民的义务戏最为常见。1916 年，为安徽灾情筹集赈款，安徽筹赈会邀请正乐育化会相助，谭鑫培等名伶热烈响应，上演的义务戏，“除开销外，所有戏价均归赈捐”。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梨园界参与的赈灾义务戏越来越多。如1929 年4 月的第一舞台山西赈务会筹款义演；1937 年5月，为赈济河南灾民上演义务戏等等。也有个人组织义演的情况，如1934 年，著名票友张伯驹专为河南赈灾自办堂会戏，请客听戏筹款。北京梨园行的义务戏不仅为中国的灾荒进行赈济，其慈善行动还曾跨过国界。如1923 年9 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东京各剧场大都被毁，梅兰芳在北京组织演出《红线盗盒》，将收入的一万余元捐给日本红十字会救灾。此外，梨园界人士也为赈灾之外的公益事业进行义演。如1937 年5 月27 日，章遏云、叶盛章等为京华美术学院筹建设图书馆而演出义务戏；1937 年，程砚秋为帮助筹建育婴堂，在新新大戏院带病连演两天义务戏。

　　梨园界也与爱国主义的时代脉动相一致，他们举办了许多爱国义演。1906 年5月，田际云为“报销国民捐”在广德楼重演 《惠兴女士传》。在1906 年6日8 日至10 日，崔灵芝的义顺和班也为了“国民捐”演出 《女子爱国》。“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国热情高涨，梨园行为此举办过很多义务戏。马连良曾携扶风社在华乐戏院演出义务戏，筹款140元，“交妇女救护慰劳联合委员会，转汇前方将士”。1933 年，北平成立了飞机捐机关，呼吁为长城抗战捐献飞机。北京的梨园界人士纷纷响应号召，积极组织义务戏。在哈尔飞剧场，雪艳琴、富连成科班、小翠花、荀慧生、李吟香、李沁香都参与其中，“所售票款除前后台少数开销外，扫数送交北平市商会充作救国飞机捐款”。

　　义务戏影响力越来越大，其管理也随之趋于成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义务戏始终账目清楚、公开，分配认真、公正。随着京剧进入繁盛期，义务戏也更加蓬勃发展，演出时名角荟萃，平时不轻易放在一起演出的全部连台本戏也搬上舞台，加之名伶还会使出一些看家本事，或演自己的新戏和经典戏，所以义务戏往往空前精彩，人们趋之若鹜。梨园行的义务戏不仅吸引了公众对于慈善公益事业的关注，同时还促进了近代北京的慈善公益事业和戏曲事业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杨原《近代北京梨园行的义务戏》，《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