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陕西蓝田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吕大防兄弟写就了一部村规民约，即《吕氏乡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乡村规范。其实在《吕氏乡约》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自发的社会组织。吕大钧在与其亲友的信中写到：“今小民有所聚集，犹自推神头、行老之目”，“今庠序则有学规，市井则有行条，村野则有社案，皆其比也，何独至于《乡约》而疑之乎？”可见，《吕氏乡约》受到了民间聚会及学规、行条、社案等约法形式的影响。《吕氏乡约》在蓝田推行，取得了一定成效。张载说：“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明代蓝田人王之士说：“蓝田风俗之美，由于吕氏”。乡约逐渐成为邻里乡人共同遵守，相互协助救济的一种制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影响很大。

　　《吕氏乡约》内容丰富，其主要部分《乡约》包含四大章，分别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每章又分为若干细微条目。其中患难相恤一章具体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规范。在乡约制度下，通过一系列教化和规范，乡约成员主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孤老残弱者提供社会保障。而当遭遇水火灾害、盗贼、疾病时，乡约要求同约中人患难相恤，同舟共济，共渡困境。乡约中具体规定，遭遇水火灾害时，小则派人救助，大则亲自前往组织救助；面临盗贼危害时，近者则要协力追捕，有力者向官府报案，家贫者同约之人予以适当帮助，或募集悬赏捉拿的费用；同约中人遭受疾病之患时，小病可派人问候，大病则为其访医问药，甚至帮助支付费用；遭遇死丧之事时，要相互协助，无相互借贷，或以赙钱形式赠送等等。

　　吕氏兄弟的乡约中，村民邻里自愿加入，众人推举领导人，即“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此外，每月另选一人为“直月”，月末对有善行者加以奖励，对有过错者则加以劝改。乡约内部定期举行聚会，聚会中进行公开赏罚，对于犯错之人，记录在案以督促众人；对于不可救药之人，则开除出约。在乡约内部，“若约有不便之事”则进行民主讨论，共议更易，以此使乡人形成相亲相爱的淳厚风气。

　　吕氏兄弟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在蓝田推行乡约长达5年半之久，后来由于吕大防本人病逝，乡约的推行也就此告一段落。蓝田吕氏兄弟6人，其中4人都是理学家，吕大防官至宰相，其家族具备一定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与文化实力，是地方社会一支有力的士绅力量。而《吕氏乡约》是地方士绅组织的一种道德约束组织，目的在于以礼教的方式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吕氏乡约》可谓是儒学理想的实践，把儒家的“仁”的理念推行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这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对基层社会控制不同，是乡村社会中士绅力量对地方的自我控制，亦可称之为乡村自治。

　　《吕氏乡约》虽然在北宋没有得到彻底执行，但其原则与精神却延续到了南宋。淳熙乙未(1175)，朱熹在吕氏兄弟《吕氏乡约》基础上作《增损吕氏乡约》，其后学弟子又进行了实践，为乡约在明清的推行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