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学和义塾的民间善举始于五代的窦氏义塾。五代时期，范阳的窦禹钧在自家宅南建立书院一座，其屋40间，书千卷，专聘儒师教导众多学生。“凡四方孤寒之士，贫无供须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窦氏义庄不仅培养了一批才子，“由公之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而且窦禹钧的五个儿子在良好的学习氛围里耳濡目染，各自成才，留下了“五子登科”的佳话。南唐末，宋代国子监主薄洪州新奉县胡仲尧“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这就是震惊文坛的华林书堂。书堂中“子弟及远方之士肄学者常数十人，岁时讨论，讲习无绝。”

　　北宋末年，民间私立的义学或义塾更加普及，这些义学或义塾主要是为家族中的子弟入学，光耀门楣，同时也免费接纳外来的学生就学和学者从学，著名的如黄问的上林义学、黄颐的黄氏义塾、李尧臣的李氏乡学、于令仪的于氏义学、祝可久的祝氏乡校等等，近90所。由于北宋经济中心南移，诸多义塾和义学出现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宋朝一些家塾也有公益性质。金坛人张恪“建家塾，延名士以训族之子弟。”崇安人刘子羽“辟家塾，延名士以教乡之秀子弟。”不少义学属于义庄，专门聚集族人子弟入学。乐平人王刚中，仕宦显达，效慕范式义举，创立了义庄。他“买田千亩为义庄”，又“筑室为家塾，延宾师，具粮糇，凡族子之胜衣者皆进于学”。衡山人赵葵，买田5000亩，设立义庄，周济族人，同时设立义学，教育族中子弟。宋代的一些乡校也由私人出资设立，如祝可久与其弟祝可大创立的祝氏乡校，“招明师以训学者”。

　　义学一般提供笔墨纸砚学习用品，一些义学还有自己固定的田产，可为学子提供一些生活支助。胡氏的华林书堂，除“聚书万卷”之外，也“大设厨廪，以延生徒”。徽州人汪绍义学规模宏大，汪氏“捐田三百亩以膳师生，学者无粮束脩之费，四方闻风踵至。” 中国最早的书院德安陈氏东佳书堂，其笔墨纸砚皆有宅库提供，且有学田20顷，供游学之资。东佳书堂起初只收本族子弟入学，后来向外开放，好学有志者皆可入，后东佳书堂逐渐成为江南著名的书院，获宋太宗封赠。

　　宋代义学和义塾多由宗族组织所创办，其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不但担负了广大儿童的启蒙教育，而且一些还发展成为当地地方教育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宋代义学和义塾的发展弥补了义庄的缺失，也避免了宗族义举助长族人依赖性的缺点，有利于巩固家族地位，培养族中以及相当一部分族外贫苦之人，使之成才，从而根本上改变求学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