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面对动荡的中国社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精英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建构理想。郑观应不仅是当时的实业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他曾经担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后又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任职，并投资兴办了金融、贸易、航运、工矿等企业。他的力作《盛世危言》一出，震惊朝野，一时洛阳纸贵，对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时至今日，郑观应思想中有关慈善方面的论述仍对我们当代的慈善事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入侵，灾荒频发，经济凋弊，以地域为界限的传统荒政体系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郑观应猛烈批判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他认为“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兼有恤贫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事。” 郑观应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社会福利保障模式。他呼吁官方大力提倡实政，绅商应该有好善之德，形成“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社会风气。

　　郑观应批判中国传统慈善“重养轻教”思想，主张“教养兼施”。他认为，官府不仅要联合富绅建立社会福利保障性的栖流局，“拣举能员立为总办，广置田产，大屋千门，收无赖乞人”，而且还要培养被收养者自食其力的能力，“或使之耕，或教以织，虽跛脚、盲目，亦有所司，称其力之相宜，俾令自食其力”。政府不仅要带头与世家贵族、富户殷商捐资建立善堂，还要在善堂里设立工厂，使贫寒子女能够营生。郑观应十分重视为贫民创造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学会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同时，他特别关注贫民教育和残疾人教育问题，他主张仿效西方设立工艺院，教育贫民子女成就一艺，以便营生。

　　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低下，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在天灾人祸中，妇女更是严重的受害者。在郑观应看来，要给予女性应有的重视和保护。他在《救时揭要·劝戒溺女》提出“溺女一事，罪孽甚大。”“天地好生，万物并育。一虫一蚁尚欲贪生，一草一木尚求滋长”，何况人呢？光绪年间，河南发生灾荒，乡间拐卖妇女猖獗。为此，郑观应主张，在灾荒期间，应采取加厚赈粮，代为收赎等办法，收恤遣还灾区妇女。为遏止鬻卖妇女现象，在发放赈米时应考虑对妇女加倍赈给。政府则要在交通要地设立关卡截留送还被鬻卖的妇女。这显示了郑氏超前的人口意识。

　　郑观应也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的实践活动中。1878 年前后，山西、直隶、陕西、河南灾荒严重，郑观应与江浙仕绅盛宣怀、经元善、严作霖、谢家福等人在沪上设筹赈公所，并捐纳了他母亲陈氏遗留下来的一千两银子。清政府授予了郑观应道员衔，并在他的家乡香山为郑氏一门树立“乐善好施”牌坊。

　　高瞻远瞩的郑观应，一方面积极进行“商战”的实践，另一方面勇于探索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并积极向西方学习，给甲午战败后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其中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慈善思想穿越百年后，仍对我们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有诸多启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