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可见，胡雪岩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是很多后人学习的楷模。胡雪岩，徽州绩溪人，继承了徽商勤劳、守信的优良传统，成为晚清中国史上富可敌国的著名红顶商人。同时，作为一名政治家，胡雪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先驱。他协助左宗棠加强海防，协办福州船政局，并开发大西北；他购买西方先进武器增强左军实力，收复新疆。胡雪岩的功过至今褒贬不一，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无论是经商还是为官，胡雪岩坚决不做损人利己之事，为国为民做了一系列善事。

　　胡雪岩幼年家贫，曾在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道光年间，他无意中在一家小茶馆遇到了己捐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的王有龄。得知王有龄的难处后，胡雪岩当即相赠500两纹银。后王有龄到浙江湖州府，在宦海披风斩浪，却不忘胡雪岩之恩，助其开阜康钱庄，把他引见给官场中人，胡雪岩终成杭城一大商绅。

　　同治元年，左宗棠击退太平军，攻占杭州。彼时，杭州已一片疮痍，人口只存十分之一。此时，胡雪岩被委任经理赈抚局事务，他筹借十万量白银和十万石白米赈济百姓和军队。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他“主持善后诸事，设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塾、医局，恢复名胜寺院，收敛城乡暴骸数十万具，分葬于岳庙左侧里许及净慈寺右侧数十大冢。”此外，他又续捐天津制钱一万吊；陕西干旱，捐白银五万两；先后捐输江苏沐阳赈务制钱三万串；捐输山东赈银二万两、白米三千石、制钱三千一百串、棉衣三万件；捐输山西、河南赈银1. 5万两等等。此外，他还捐解陕甘各军营膏丹丸散以及道地药材，这些折价亦成巨款。据左宗棠估计，仅19世纪70年代，胡雪岩个人捐赠白银就达20万两。左宗棠将他赞誉为“商贾中奇男子”，并说他“急公好义，实心实力，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曾国藩也称赞胡雪岩的爱国义举不逊于他。

　　同治十三年（1874），由于战乱，疫病横行，人口出现负增长，胡雪岩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他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当时，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因为便于携带和服用而备受欢迎。在胡雪岩的主持下，胡庆余堂将膏药赠给曾国藩、左宗棠等部及受灾民众，还免费赠送百姓辟瘟丹、痧药等必备药，并在《申报》上大做广告，胡庆余堂名声远播。外宣的同时，胡雪岩也不忘提高药材质量，树立科学的经营理念。他亲笔书写“戒欺”字匾，高挂在胡庆余堂，并以“真不二价，”为招牌。胡雪岩时常教诫药店人员“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为保证药材质量，胡庆余堂直接向产地选购原材料，并自设养鹿园。正是在诚信经营的基础上，胡庆余堂国药号在民间有“江南药王”之称，与北京的“同仁堂国药号”交相辉映。

　　此外，民间一直流传着诸多胡雪岩救人之急，乐施善助的故事。同治、光绪年间余杭曾有一起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震惊当时朝野。杨乃武姐姐杨菊贞赴京告御状，却苦于没有路费。胡雪岩资助她白银200两，并积极为他们通关节、诉冤情。通过多方努力，最终慈禧、慈安两宫太后下谕旨重审此案，冤案终于得到昭雪，杨乃武出狱后立马登门向胡雪岩致谢。另外，胡雪岩非常珍惜国家文物，曾在同治、光绪年间两次东渡日本，高价购回我国流失在国外的十几口古铜钟。

　　据统计，胡雪岩善行支出共约500万两银子。胡雪岩的主要产业是钱庄而不是丝业，但考虑到浙江丝农的生计，他坚持每年高价收购百姓蚕丝。后因囤积了价值1000万两白银的蚕丝，而外销通道被封锁，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导致破产。显赫一时的一代豪商胡雪岩浮华一生，却没有为他的家族留下基业。但是他创下的胡庆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并伴着胡庆余堂而传颂着胡雪岩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