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交替之际，战乱不断，政治腐败，社会风气奢靡，道德败坏，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传统下的地方士绅日渐体会到改善社会道德风气的重要性。而善书能够直接教化民众，有助于维护社会道德秩序。士绅们便把目光投向了善书的编撰工作上。而明末催生的心学使人们开始从传统理学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对内心“良知”的重视。心学中众生在道德完善方面机会均的思想为明清各类善书的流行和推广奠定了基础。

　　当时各类善书中，最为流行的就是功过格。中国自古就有善恶功过的思想，如《易经》中有“积善之家，必有徐庆，积不善之家，必有徐殃”；《国语·周语》曰：“天道赏善而罚淫”等等。功过格其实源于道教记录功过善恶的做法。所谓功过格，就是一种记录自己的功过的薄格。通过这种记录来劝人积善行德，趋善避恶，教化民众多多行善以求善报。自明末以来，功过格在民间广泛流传。

　　现存最早的功过格是净明道道士自记个人善恶的《太微仙君功过格》。功过格一般分为功格善行和过格恶行，分别用正负数字来标示。修行者对照相关项目，每天给自己的善行打上正分，恶行打上负分，分别记录在功格或过格中。但一般只记其数，不记其事。每个月月底作一小计，每月一篇，并装订成本，年底再将功过加以总计。修行者累积之功过都转入下个月或下一年，长此以往地记录，以期自勉自修，勤勉不已。

　　功过格不仅适用于富人论钱记功的功德，也适用于平民百姓不费钱的日常善举，且平民的功过格占了绝大多数。明代祩宏的《自知录》一书中有“善”与“不善”两大类。“善”这一类中又分忠孝、仁慈、三宝功德、杂善四类，一共77条善目，其中费钱功德有21条；“不善”类又分不忠孝、不仁慈、三宝罪业、杂不善四类，一共98条不善目，其中以钱论过的有17条。此外，还有针对时弊附加的“新增”类共8条，其中只有2条以钱论善恶。可见，功过格以普通百姓的不费钱功德居多。正因如此，功过格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

　　功过格的广为流传与当时出生在书香世家的嘉善士绅袁黄的积极倡导者不无关系。十七世纪初，袁黄和祩宏开始大力提倡功过格，尤其是袁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他提出了“命自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之学，并以善恶祸福的思想劝戒世人，倡导用功过格积善消恶。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功过格广为流传，到清代已蔚然成风。

　　十七世纪中后叶，功过格在江南地区盛行。据游子安统计，从1620年到1670年，至少有十套新功过格得到出版。这些功过格的编撰者大多是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士人，如江苏吴袁黄江著的《立命篇》、浙江杭州祩宏著的《自知录》、福建平和颜茂猷著的《迪吉录》等等。

　　明末清初以功过格为主的善书极大地推动了明清时期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和繁荣。许多功过格中都有鼓励兴办慈善事业的条目，如《太微仙君功过格》中就有对行善之举的规定。劝善思想在明末清初广为流传，对当时江南社会慈善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袁黄到周梦颜、彭绍升、余治等人，江南地区的劝善思想一脉相承，是清初江南地区慈善事业兴盛的重要因素。一些地方士绅开始致力于创办各种慈善机构和组织，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明末嘉善乡宦陈龙正等人创立的同善会。

　　参考文献：马丽：《明末的劝善思想和慈善事业》，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