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太平天国运动后，苏南、浙北的众多难民大量涌入上海，一时给上海的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冲击。为了解决难民潮难题，同治六年，上海道应宝时从上海道库中拨出银两，委托地方绅商组建善堂，取名为“普育堂”，以收容无家可归且无力生存的老弱儿童。

　　“普育”二字源自魏文帝《车渠赋》中“惟二仪之普育，何万物之殊形”之义。普育堂真正以“普及仁育”为己任，囊括了多方面的救济内容，设立了老男所、女妇所、男残废所、女残废所、养病所、抚教所、贴婴所七大部门，且有书塾和医药局，可留养300 名左右难民。民国初期，受传统仁义道德思想和西方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民间绅商普遍对慈善活动积极热衷。苏松太道委托民间绅商作为普育堂董事，负责经营普育堂，但由于经费大部分来源于官府官费，因而初期普育堂的官方色彩浓厚。普育堂发展到后来，由于管理不善，官费不足，逐渐难以维持。1912 年，在上海市政当局的支持下，商界时负盛名的陆伯鸿连同当时著名的绅商朱葆三、虞洽卿、杜月笙、王一亭、林康侯等人，在陆家浜同仁辅元堂义地处兴建了5 排二层楼的房屋，取名为“新普育堂”。

　　新普育堂本着“拯贫穷乏氓，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同之世复乎尚矣”的宗旨于1913年4月正式开办，预计可容纳贫民1500人。新普育堂的收容机构包括男女贫病院、女贫病院、男老人院、女老人院、男残废院、女残废院、男贫儿院、女贫儿院、男疯人院、女疯人院、男病犯室、女寄养所、节妇院、育婴院以及后来建立的男女传染病院。其救济内容涵盖之广，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福利中心。此后，普育堂在天主教友的资助下又建立了可容纳1500人的教诲堂，且在堂北拓地十余亩，建筑工场、仓廪、厨房、平屋十余间。

　　传统善堂发展到近代逐渐走入穷途，需寻求近代的转型和新的发展。新普育堂成功改变了传统以“养”为主的救济方式，做到了“教养兼施”。在留养之外，新普育堂还为贫弱孤寡者设立了小学和工艺专门学校，贫儿得以接受学校教育并学习一门或几门工艺课。学生的工艺作品拿到市场售卖，可增加善堂收入。待其毕业后，视个人情况从事不同的行业或让其进入工艺专科学校。“教养兼施”的方式不仅使被救济者能自食其力，而且有利于增加善堂收入。

　　除了收容留养之外，新普育堂还通过堂外施诊给药以满足当时上海大规模弱势群体的需求，弥补堂内救济的局限。新普育堂在本堂设有门诊，并于1916年在吴淞、江湾、闸北、杨树浦分别设立了分医局。据统计，新普育堂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仅杨树浦一处，每年施诊给药就多达8八万人，而每年各处施诊给药总计可达五六十万人。

　　新普育堂设有主任一员，副主任两员，这些职位均属义务，不支薪水。民间绅商组成的董事会每年开常会一次，商议堂中重要事宜，并负责募捐筹款、稽查账目以维持善堂正常运转。新普育堂邀请有经验的医生每日免费施诊一次，治疗留堂病人；还延请法国天主教仁爱会的女修士义务负责看护、登记、施诊、给药等等堂中事务。除此之外，堂内还设有驻办、会计、书记、庶务、教习、配药等人。新普育堂经费主要有社会捐助、政府补助和自创自收三个途径。社会捐助是新普育堂主要的经费来源，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创收，房租、田租是稳定的创收来源。这种“以收代支”的经费筹集方式是新普育堂历久不衰的重要法宝。20 世纪20 年代，当上海传统善堂逐渐衰落时，新普育堂由于现代的教养方式，董事制的管理模式和自创自收的筹资方法得到了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