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上清帝书》，在安徽会馆成立“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戊戌变法”。当时康有为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与会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会馆又有着怎么样的神秘背景呢？

其实会馆是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仕商的社会组织团体，最早出现在明代永乐年间，开始是各省缙绅为方便同籍应试士人旅居而在京师或省城设立的。清代以来，流官制度促进了会馆的兴盛，当时“走通都，过大邑，见夫士商云集，或游官，或服贾，群然杂处其地，罔不设立会馆。”为了增进乡情，互帮互助，会馆常常举办各种慈善活动，并形成了一些慈善机构，其慈善意义也日渐显著。19世纪中叶，北京、上海、杭州、佛山、苏州等地的会馆活动都十分活跃，各地的会馆慈善活动汇聚成了明清民间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明清时期的会馆慈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助学取士

“金榜题名”是古代无数科举士人的梦想，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鲤鱼一跃，也是光耀门楣的光荣之事。但是很多读书人寒窗苦读，不事生产，家境贫寒，加之孤身一人，旅途跋涉，赶考之路的艰辛可想而知。会馆创立之初就是为了资助贫寒的同籍士人参加科举考试，有的会馆是捐助士人盘缠，有的是代付卷价，有的还在会馆设立义学、义塾。著名的徽商张佩兰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于吴江捐建了新安义学，鼓励盛泽的孤寒子弟读书入仕。清光宣之际，江浙商人的会馆还积极从事近代新型学堂的教育活动。总之，会馆对古代科举人才培养和近代教育的转型都起着重要作用。

助丧安葬

会馆中最重要的慈善机构主要就是丙舍、义冢或义园。据统计，当时江南各地会馆所设的义冢、寄柩所多达70多所，如江南会馆、漳郡会馆、汀州会馆在京设立的各种义冢和义园。徽商素以仁义著称，其助丧的义冢最广为人知。乾隆前期，徽商在苏州虎丘建立积功堂、积善堂丙舍，常常施给在苏州病逝的同乡人棺木和义地。

施医救人

天有不测风云，客居他乡的人难免会有病痛之苦，同乡之人念彼此桑梓情谊，因此会馆特别有施医的慈善活动，如为乡人延医治病，疗伤敷药等等。由徽州、宁国二府商人共同捐资兴建的清末著名的慈善医疗机构——徽宁医治寄宿所曾经广施医药，救济了大量病人。

济贫赈灾

会馆以地缘而兴起，“联乡谊，增故情”也是题中之义。一些会馆的章程中规定：“有老病、废疾不能谋生者，有鳏寡孤独无所依者，有异乡不能归里者。……令司月者核实，于公费中量力资助”。一般对同籍贫困失业之人，会馆给予生活救济；对于衣食无保障者给予粥食寒衣；对于年迈不能自食其力者，给予旅费助其还乡……另外，一些会馆还设有救济寡妇的慈善机构，如浙江会馆的恤嫠局等。如果家乡有天灾人祸，会馆还会筹办义赈进行救济。

会馆作为明清时期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完备，运效显著，不仅加强了地缘联系，发挥了异地的聚合力量，而且有助于纯正民风、劝善化俗，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