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原报全称为《申江新报》，经历了清末、民国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发行时间长达77年，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近现代报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在《申报》中，有许多关于晚清灾荒与义赈的报道，更不乏要求改革晚清灾荒救济事业的建议和设想。这些改革主张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晚清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脉络。《申报》从晚清义赈初期就对之进行了大量报道，并在以后的三十年中一直将义赈活动作为其宣传报道的重要内容。直到后来，就连《申报》馆本身也成了义赈的一个重要的活动据点，这就使它对义赈的报道和记载信息及时全面又翔实，且极富连贯性，这样，不仅直接推动和促进了晚清义赈事业的发展，而且为我们了解晚清义赈事业提供了直接、丰富的第一手史料。

　　晚清时期，面对相邻地区的灾荒的冲击时，在近代西方赈灾体系的压力下，一群江南地方人士，跨出了江南到华北地区赈灾，发展出一套颇具有“近代”意味的赈灾体系。尽管在初兴时期包含有传统的成分，但随着大量新兴因素的渗入，义赈事业也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的新陈代谢，从而促进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从《申报》刊登的义赈资料来看，首先发现了义赈领导群体的出现，而且逐步形成了集体领导体制。《申报》称为“创千古未开之义举”的六个人：谢家福、严佑之、金福曾、李金镛、经元善和熊其英，正是清末义赈的领导群体。例如李金镛是丁戊奇荒时期对山东赈济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严佑之和谢家福不仅发起异地赈济，还参与了初期的全过程，并始终起着领导作用。这六人为领导群体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之后义赈领导队伍开始壮大。

　　《申报》显示出晚清义赈的另一个变化是，义赈组织的依附机构由传统善堂善会向近代机构转化，并促进了救济灾荒的技术手段的近代化。组织形式最为完善且最具有近代意义的赈所机构是在上海新太古公司内设立的晋赈公所，因为该赈所从成立之日起，就形成了一套相当规范和完备的运作方式，不仅采取了董事制，还最早在《申报》上公布了组织章程。并且，在晋赈公所的倡导和影响下，各地纷纷改名或办起类似的组织机构来，比如扬州、苏州、镇江、杭州等地最重要的领导机构都开始统一称为“公所”了。

　　最重要的是，清末义赈的募捐方式在《申报》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在灾荒发生时，各地义赈组织围绕筹赈所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募赈的宣传，最佳的途径和方式就是在《申报》上发启募捐和刊登收捐清单。纵观1876年至1904年的《申报》，种种赈灾劝捐广告比比皆是，为向社会募资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比如发布第一份劝捐公启的是上海果育堂发布的《东赈续启》。另一种相对得力的宣传方式就是采取了刊印反映灾区灾情的图文并茂的募捐册进行劝捐，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采取了随报发送的手段。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反映灾区悲惨情况和劝人行善。

　　《申报》不仅反映了晚清义赈的情况，反之也影响了晚清义赈的发展，足可见媒体宣传与慈善事业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合理利用媒体收集数据、及时反馈等，这对于当今慈善事业的发展不失为一种启示。

　　参考文献：

　　赵玉青.从《申报》相关文论看晚清（1876-1904年）义赈.[D]，扬州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