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讲求“仁爱”。几千年来，乐善好施、尊老爱幼、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也即形成了深厚的慈善文化。中国历来不乏关注慈善、践行慈善的仁人志士，不乏感召世人的慈善事迹，更不乏生发慈善事业的思想文化之沃土。追溯中国慈善传统，找寻中华民族固有的慈善精神，对我们当今的慈善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借鉴，更有启示。

　　义庄，也叫做义廪、社仓，是中国北宋以来出现的一种地方社会保障机构，也是一项慈善举措，主要由地方好义之家捐献或购买土地建立，这些土地收入的农产品在义庄储藏起来，用于救助宗族和乡邻。在中国，自古“义”就作为一种崇高的精神信念与价值标准，英雄舍生取义，小人见利忘义，故义庄之建在于取义而非取利，这与慈善精神相得益彰。这种源远流长的慈善方式自宋代产生后，即随着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但其中所蕴含的“义”的内涵与好善乐施的传统，却是代代传承着的。

　　宋代庆历年间进士范仲淹是义庄的首创者。他入仕后，在苏州府吴县和长州两处“买员郭常稔之田千亩，号为义庄，以济养群族”。范氏义庄规定，用义田“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说明田地采取租佃方式出租，不是将田地直接分与族人耕食。且发放对象不分贫富，普济族人，遇婚丧大事及天灾人祸另有临时赈济。可以看到，宗族观念在宋代根深蒂固，义庄有着浓郁的血缘关系色彩，但就土地收入用途与作用来看，它与义仓社仓之类的荒政赈贷组织同属一类。宋代的义庄是一种带有宗族观念的私人赈恤组织。

　　到了元代，义庄的保障范围不再囿于宗族等血缘组织，地方乡民也成为了救助对象。其中，江南因为经济发达而多生义庄：吉水州的义惠社仓，休宁县鲍氏社仓、婺源州汪氏义庄均属这类。义庄管理制度在元代也有了一定发展和完善，如设置专门的仓库，储存义田收入；任命贤能之人掌管义庄出纳；赈济方式也更加灵活，有赠送、借贷、低价出售等。民间义庄成为元代宗族和地方社会保障的重要形式。

　　明清时期，义庄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变化也较为显著。清代以前，义庄的建立者大都是大官僚，如范仲淹、张浚等都是宰辅。但是，到清中叶及其后，许多义庄的建设者并非都是官僚地主，家族也不都是望族，而是所谓“素族”，他们与清政府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与清以前相比，非政府性表现的更为明显。另外，义庄的救济内容也有了丰富和增加，如试行推广区种法以帮助农户增产，表明这个时期的救济行为已不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慈善举措上，而开始深入到生产经营领域，希望通过推广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使民自备”的目的。相对于单纯的施赈，这显然是一种更为积极有效的救济手段。此外，拟建义塾、收养弃婴也是明清时期新出现的义庄救济手段。

　　步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形态与经济体制的改变，义庄的特点和功用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由于工商业逐渐发展，义庄的创办人已不全是封建官僚地主，有部分地主转向工商业后将土地捐献出来，单独或联合成立义庄，有的则是工商业家获利购买土地成立义庄。救助项目比起明清也更加丰富：衣食住行各方面，婚丧嫁娶，读书教育都包括在内。近代义庄与封建政府、工商业、教育机构等都建立了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

　　义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机构，更是非营利组织的历史范式。自宋代以来，义庄的建立使得各宗族内外、地方民众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无依无靠者的生产生活获得了帮助和保障，这与封建士大夫所追求的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是一致的，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也相辅相成。当今，义庄作为慈善事业的一种形式，应该拥有更加广泛的内涵与更加灵活的救助手段，以成为一股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无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