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上海市商会积极动员开展慈善救济活动，筹赈各省水旱灾民，救济东北难民，救助本埠贫民难民，在动荡的岁月中作出了重要的社会贡献。

　　一、赈济他省灾民

　　1931年7月至9月，国内十六省均告水灾，灾区面积之广，灾情之浩大，为百年所未有。上海本地也深受水灾之患，上海市商会迅速联合上海各界发起成立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8月6日，该成立大会在市商会举行。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等人在会上积极动员，并提出赈济办法：一、用大会名义，电请政府迅拨二千万元现款；二、组织劝募组劝募，以一千元为一组，定五百组。这些提议获得了全场一致通过。在成立大会上当即签认就有75400元。

　　在这次水灾中，汉口灾情尤为严重，震动全国，上海市商会当即致电国民政府海军部增派军舰救援，同时致函上海市航业同业公会排遣航行船舶增援。由于灾区粮食紧缺，9月5日，上海市商会再次为民请命，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主政东北等地的副总司令张学良，请求迅速调集粮食救民于水火。

　　1934年入夏以后，浙、赣、皖、鄂、湘、苏、豫、冀、晋、甘、黔等省亢旱成灾，颗粒无收。10月，眼看即将入冬，民众饥寒交迫，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致函上海市商会求助。上海市商会迅速致函各同业公会，号召各公会召集同业筹募普捐。1936年3月到4月，为筹募春赈政府核准举办发行福果券，所收券款充作赈灾之用。上海市商会发函各同业公会鼓励购买该券，并特派干事朱兴汉等人前往各同业公会劝销。

　　二、救济东北灾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上海市商会也积极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行动中去。上海市商会联络各界发起东北难民救济会，组织募捐，将所得捐款汇到北京。正如当时商会文件中所提到的“此举纯为唤醒民族意识、拯救被压迫同胞，关系之重，非寻常慈善捐款可比”。上海市商会积极配合东北难民救济会，通过认销入场券、捐印礼券、举行东北难民游艺会的方式募集救济金。1932年12月2日，上海市商会联合总工会、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发起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同时，上海市商会分派本会童子军按户销券，并致函各公会，希望“知照所属会员于童子军前来销券时尽量购受，以为救国救东省之助力，勿得推诿误事，是为至要。”此后，由于在赈济东北过程中商会成员贡献较多，上海市商会决定在本会设立筹募援救东北捐款委员会，以方便开展各种赈济活动。

　　三、救济本埠灾民

　　上海本埠也不断受到各种灾难的侵袭，1932年、1937年上海两次遭到日本的军事侵略，1937年11月上海除租界外均被日军侵占，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在艰难的时世里，上海市商会在赈济他省的同时，对本埠灾民和难民的救济更是不遗余力。

　　1933年秋，上海浦东遭受两次风灾和水灾，水稻、棉花产量受损严重。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及委员杜月笙、王延松、王文韶等邀集银行、钱庄、新药、绸缎等九十余同业公会领袖开会，讨论赈济浦东灾民事宜，并当场分送捐簿，让各同业分头劝募。

　　由于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激增，租界人满为患，物价飞涨，民生艰难。上海市商会努力稳定粮价，保证粮食供应。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了除租界外的上海地区，上海市商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会务，积极救济难民。同时上海市商会积极组织抗日募捐，加紧动员工厂西迁，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局变动，自然灾害不断，上海市商会积极开展赈灾活动，不仅兼顾了社会责任和会员利益，而且在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权力互动和制衡中寻找救国救民的机会，反映了商会“仁义”的传统以及高超的智慧。

　　参考文献：许冠亭《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