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11 年(1806)，江苏18州县发生大水灾。是年六月，洪泽湖泛涨。灾民奔向扬州城觅食。面对流民潮，政府并没有当即予以救济，而是下令关闭城门，而且一些官员率兵驱逐已经涌入城内的灾民，导致灾民老幼逃奔，惨不忍睹。包世臣见事态严重，迅即致书扬州知府伊秉绶，劝其尽快设法救灾。在伊秉绶的带动下，扬州盐政界的官员积极配合散发钱粮、安置灾民，救灾工作非常顺利。嘉庆19 年(1814) 六月，包世臣在江宁，鉴于旱情严重，提醒秦承业应注意早做救荒准备，但并未引起重视。到7月末、8月初，秦承业得知有灾民打算抢劫富室，慌忙向包世臣询问对策。包世臣提出了荒政条画，条分缕析，颇为详切。两江总督百龄得知该条画，随之集中部分富室举办捐赈，但不久就搁置下来。包世臣连忙修书，并亲自赶到总督衙门面呈百龄。百龄才重新集结富室劝捐。次年，方维甸担心江宁一带灾民为乱，问计于包世臣，包世臣提议兴办以工代赈之事。

　　包世臣(1775～1855年)原籍安徽泾县，于乾隆47 至57年( 1782 -1792) 随父在江宁(今南京) 读书，嘉庆11 年( 1806) 迁寓扬州，道光14年(1834) 移居江宁。包世臣在清王朝国力渐弱、荒政渐衰的时代背景下，高度关心民间疾苦，利用自己长期游幕东南的特殊身份，积极出谋划策，也曾热心投身于救荒活动。包世臣是荒政专家，也是当时注重经世致用的杰出思想家之一。

　　包世臣在长期的思考和实践中，创作了约有4500字的专论——《为秦易堂侍读条画白门荒政》。其中共计5目、21条，涉及政法、社工、经济、技术诸领域，是一篇精心高效，细密周致的荒政专论。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主张缓刑，加强治安，严惩粥赈舞弊，注重用人。为了营造灾荒时期宽松的社会气氛，包世臣主张提请当政者对凶年触犯刑律的人员给予优缓政策。鉴于粥厂中常有舞弊行为，如有的办赈人员图窃米粮，包世臣对此深恶痛绝，他提议以大法处之。包世臣对用人之道有独特见解，他认为，清查户口、确定贫富等次等荒政基础工作不宜委之于衙门人员及其差役，而应选派热心公益、不避嫌怨的庠生办理。因为庠生的办事效率、公正程度通常要高于衙门人员。包世臣认识到，庠生未受官衙习气熏染，其人际关系和思想意识较为单纯，且他们在工作中希望得到表现的机会，不会轻易拿自己的前途去开玩笑。注意到赈灾中的这些细节对提高赈灾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调节贫富对立。包世臣认为，灾荒发生后应派员访定最富之户，优加礼数，驭以权术，使其带头捐赈。然后昭示公允，让富户各自量力而输，积少成多。灾荒时，人心易乱，俗语有“一家饱暖千家怨”之说，穷民怨愤往往对准富户。官府劝勉富户义捐以济贫，贫富双方才可长久相安。

　　其三，讲究救荒物质的掌握、采买，精打细算。包世臣认为，灾歉年岁，先查知囤粮多少，才能制定有效的对策，临事不乱。米市存粮，居民囤粮，皆可访知大概。赈灾需粮官方应有成算。若官囤较丰，可厉行平价；如存粮不多，则官方不可定价，以免粮商裹足，灾区受困。采买救灾物质须分头进行。限定在一处采买容易引起粮价飞涨，如果不得已而贵买会连累销售之地的百姓；如果分头采买的话，先后陆续回转，反倒容易接济。

　　其四，精心考虑粥赈、平粜的程序，总结麦米加工方法。施粥的时候包世臣提出了六条富有实践性和高效性的建议，如分区设厂、先期试煮试分、按照计划等等。麦米加工技术中将大小麦磨米煮粥，比磨面作食要节约得多。鉴于麦米制作技术少有人知，包世臣做了详细介绍：(1)先将大麦晒干，略拌以水，一斗大麦约拌水一升；(2)用碓舂出麦糠，并予以筛除；(3)将麦米晒干，用磨适当推压，使之破碎即可……这种麦米加工技术帮助更多的人熬过饥荒岁月。

　　虽然荒政头绪纷纭，繁杂琐碎，但包世臣对荒政事宜的筹划相当完备，每条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体现了统筹兼顾、诸政并举的系统精神。就像龚自珍、魏源等进步思想家一样，包世臣勇于揭露社会弊端，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包世臣对社会低层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在救荒之策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性。民国年间，国学大师胡朴安称包世臣为“天下之人”、“万世之人”。

　　摘编文献：

　　1、周邦君《包世臣的荒政思想:衰世中的民生关怀》，《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1月。

　　2、周邦君《包世臣在江苏的救荒活动及其思想》，《古今农业》，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