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慈善家,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经元善、谢家福、葛绳孝、盛宣怀、施善昌、郑观应、严佑之、张骞、梁士诒、熊希龄、李平书、王一亭、施则敬、沈敦和、王松森、徐世光等等。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却有着共同的愿望,从事着同样的事业,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以济世救人为职志,秉着巳饥巳溺之心,发扬厚德载物的精神,广施博济,拯溺救焚,恤鳌育孤,开拓了近代慈善事业的新局面。综观其慈善事业,主要由灾荒赈济、战事救护和慈善教育三大部分组成。

　　(一)灾荒赈济

　　灾荒赈济是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光绪三、四年因“丁戊奇荒”而兴起的义赈可视为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大规模灾荒赈济活动的滥觞。“丁戊奇荒”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为严重的一次大面积旱灾,其灾区之广,灾情之重,为历史所罕见。各地灾民为苟延残喘,树枝、草根、麦秆等一切可食之物罄尽无余,甚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人食人”之惨象。白骨盈野,道殣相望。侥幸存活的饥民也大多奄奄垂毙,骨瘦如柴,就连割人的力气也没有,有的甚至随风而倒为饿犬所食。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地上”。造成了饿殍千万、“旷畴十年未尽辟”的亘古未闻之奇灾巨祲。时在上海经营仁元钱庄、董理同仁辅元堂、公济堂、养老堂、育婴堂、清节堂的经元善闻之恻隐，遂约集友人李麟策、谢家福等人联合江浙绅商发起义赈，创立“上海公济同人会”，专办豫赈。为了一心办赈，经元善毅然将其世业仁元钱庄收歇,于其地设立“上海协赈公所”，作为组织上海绅商义赈活动的常务机构。其赈济范围也扩大到直豫秦晋四省。当时义赈风气初开,清政府官员视为越分之举,有损大清国的颜面，多加阻挠。但经元善等慈善家不畏艰难,率先垂范,捐金千两,同时借助《申报》频频撰文劝捐。一时间,上海协赈公所成为赈济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的重要机构和社会力量。自1878年5月至1879年底止,由上海协赈公所解往直隶、河南、陕西、山西四省灾区的赈款,共计470763两。在两年的时间内募集如此巨款,即使是朝廷派员在上海设立的官捐局,虽以官爵为奖赏,所得捐款也难及上海协赈公所。义赈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慈善家群体进行灾荒救济的最主要形式。之后,经元善、郑观应、盛宣怀、谢家福、张容、熊希龄、沈敦和、王松森、陈煦元、李朝觐、施善昌等慈善名家相继利用“义赈”组织形式开展慈善救济活动。

　　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所发起的义赈与传统慈善机构善堂、善会所主持的赈灾活动相比,尽管没有本质的区别,仍属于消极救济范畴,但它在赈济规模、组织形式、工作程序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

　　第一,规模空前扩大。首先,从募捐的范围来看,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募捐的范围非常有限。明清时期较为普遍的义庄,其募捐对象大多局限于某一宗族,有时甚至是独家捐赠,王氏庆元义庄即是如此。善堂募捐的范围较之义庄虽有所扩大,但也主要由善堂所在地方有力者捐建,至多也只扩展到旅居个别大城市的本籍同乡范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而义赈的募捐活动往往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扩展到海外。如1883年11月成立的上海陈家木桥顺直山东沙洲赈捐公所的募捐代理机构不仅遍布大半个中国,而且还远及新加坡、日本、美国、美国等地。

　　其次,从赈济对象来看,传统慈善机构赈济的对象要么是本宗族的弱势群体,要么是本地区和原籍最远也不过邻近地区的鲜寡孤独贫病者。而义赈惟灾是趋,不论灾区,只论灾情,赈济对象往往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地区。以经元善为首的近代早期慈善家群体的足迹就遍及了豫、皖、苏、浙、鲁、奉天、顺直、晋等地。

　　第二,组织形式严密有力。晚清以前,善堂是举办各类慈善事业的民间机构。但由于它的分散性和自发性,善堂在赈济灾荒中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微乎其微。到了近代,大灾频仍,善堂的局限性更显突出。而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发起的义赈往往首先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赈

　　灾机构,然后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设立募捐代理处或收解处,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从而把分散于各地众多的善堂、慈善团体纳入到自己的赈灾系统,形成一个广泛的义赈网络。如经元善、施善昌、谢家福等慈善家于1883年组织的山东赈捐公所,不仅将各善堂连接在一起,而且还联络了中国驻外使领馆及企业的驻外商行。熊希龄于北五省大旱灾期间组织成立的国际统一救灾会就联合了中外19个慈善团体。

　　第三,工作程序新颖有效。义赈活动每开辟一个赈区,都首先成立一个由社会慈善名家领衔的、具有号召力的义赈领导机构,如协赈公所、义赈会、筹赈联合会、救灾协会等。然后,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或发表劝赈启事,或印发图文并茂的灾情传单,同时统一印制募捐册,交由各地代理机构使用,且“分募各处,于册面另加小戳,声明某处某人,以便各归经手”。各善堂募得款项统一汇交义赈中心组织。待筹集相当赈款后,根据灾区调查专员提供的灾情,确定赈济范围、灾区人数,按发放标准拨给款项,直接派人专程押解至赈区,然后交由专员散放。同时登报告知社会赈款的用途和去向。如经元善等慈善家于1888年设立的“豫皖扬镇协赈处”,曾先后19次于《申报》上公布收解赈捐事。每次赈灾结束,义赈的领导机构或主持人均要公布全部帐目清单。这种募、收、运、散相分离，定点、定人、定款的赈灾程序基本上杜绝了传统慈善事业中的侵吞舞弊、贪污中饱之事的发生。

　　综上所述,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所发起的义赈活动已经摆脱了传统宗法观念的羁縻和地域的限制,以其全新的组织形式和有效的工作程序,促使传统慈善事业开始迈向近代化。

　　(二)战事救护

　　所谓战事救护指的是对因战争所导致的伤残病兵员以及难民进行救治和赈济。这是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所开创的一项慈善事业,也是他们借鉴和学习外国慈善事业的产物。早在1864年专门性的战事救护机构“国际红十字会”就已经成立。由于清政府长期采取排外主义政策,因此不为中国人所知。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的红十字会令近代社会慈善家和清廷耳目一新。当时,“赤十字社中医生及看护女之驰赴战地者多至十万人,不特日兵临阵受伤蒙其医疗,即华兵之中弹而仆者,亦不分畛域,一体留医”。在日本赤十字社的刺激下,中国社会要求建立红十字会、进行战地救护的呼声空前高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为救护各国伤兵,周济战争难民,当年9月,江浙地区最著名的一批慈善家严信厚、施则敬、陆伯纯、庞元济等人,在上海发起中国救济善会,开展救护。该会虽套用旧式善堂之名,而实具红十字会性质。据其公启称:“近因京师拳匪为非,激成大变。列国师船连樯北上,竟以全球兵力,决胜中原。炮火环轰,生灵涂炭,兵刃交接,血肉横飞……某等不忍坐视,先集同志,筹捐举办,拟派妥实华人,并延请洋医、华医,赴津沽一带,遇有难民,广为救援,名曰中国救济善会。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国总领事发给护照,善会中人携向军前救护。”因此,这可视为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战事救护活动的开始。此后,由沈敦和、施则敬、盛宣怀、任锡汾等慈善家发起创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和由熊希龄、徐世光、乔保衡、钱能训等慈善家发起成立的世界红卍字会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慈善家群体进行战事救护的两面旗帜,救死扶伤,几乎无役不往。

　　战事救护作为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开创的一项新的慈善事业,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也体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第一、事业种类增多。传统慈善机构善堂“所行善举,则育婴焉,恤婆焉,掩埋焉,冬则施衣,夏则施药,地方之穷而无告者养生送死之事,皆于是赖焉,凡此善举,无论通都大邑,城乡市镇之间,皆大略相同。其有经费扩充规模宏远者,则修桥梁、筑街路、浚河道、设义渡、设义塾、开粥厂,无不归之善堂”。闭〕而慈善救护的主要机构之一中国红十字会的宗旨是“战时扶伤拯弱”、“平时救灾恤邻”。可见它不仅在战争中救护伤兵难民,对于平时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也一体救助。很显然,战事救护增加了救治伤残兵员的内容,弥补了传统善政的不足。

　　第二,完全与国际接轨。“善堂者,经理地方之善举者也。”可见传统慈善事业的地域性。而战事救护已打碎地域桎梏,走向国际化。战事救护的主要机构之一的世界红卍字会明确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并以发扬人类互爱互助之美德为职志”。1928年中俄战争,它不分中苏军民,一律救治。另外,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本身就是中外慈善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因此,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的慈善救护事业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国际化。

　　由上可见,战事救护事业既为传统慈善事业补充了新鲜血液,又进一步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进程。

　　(三)慈善教育

　　慈善教育是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对传统慈善事业单一模式进行扬弃的结果。它是近代慈善家的又一大创举。1879年,近代早期慈善家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锗、盛宣怀等人创立天津广仁堂,收养因“丁戊奇荒”而被遗弃的子女、贫苦节妇,分别教养,令其自谋衣食,可以说是近代慈善教育的开端。清末新政后,慈善教育大规模兴起,一大批社会慈善家投身于慈善教育事业。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非熊希龄莫属。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可谓近代慈善教育的典范。

　　香山慈幼院成立于1919年,是熊希龄为收养灾孩而设立的专门慈善教育机构。其办学宗旨是:“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的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于社会。”为了实现既定宗旨,香山慈幼院推行“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即集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制。也就是香山慈幼院不仅要供给孤贫儿童衣食住及其它生活用品,而且还得聘请大批的管理人员与教育人员来抚育他们,此外还要根据社会需要,设立各种类型的工场,让儿童学得一技之长,以便成人后能自食其力。为此,熊希龄又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设施,主要包括管理、教学和生活等各个方面。管理机构有院内、院外之分。院内的管理机构设四股,即事务股、教务股、保育股、职业股。股下分设处、课、部、系等名目。院外管理机构有五处即香山感化院、北京贫儿院、香山初级小学事务所、慈祥工厂、慈云女子工厂。同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教学方面的设施熊希龄制订得尤为详细具体。他根据初入院的儿童的个性和年龄层次的不同重新分级,将智商高的儿童编为一级,智商低的儿童编为一级。普通者分作数级,具体规定为:婴儿年满4岁的入幼儿园;年满6岁至7岁的入初小;年满10岁的入高小。各级儿童都开设国语、算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等文化课程。此外还有图画、音乐、体操等辅助课程,农业、工业、手工业等职业课程。为配合职业教育的开展,熊希龄还陆续筹建了许多工场,如农场、陶工厂、鞋工厂、理发室、刺绣工场等。在生活方面,建院之初,熊希龄就商请夫人朱其慧以女红十字会名义在静宜园内开办了一所香山医院,后又设一病后疗养所,为儿童治病和恢复健康。为防患于未然,还专门聘请医生和看护人员查看儿童的饮食卫生,定期给儿童作身体检查。同时专门开设体操课,提供各种运动场所,鼓励儿童加强锻炼,增强身体素质。如此健全的教育体制,足可以与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相媲美。难怪教育部戴观应科长在视察香山慈幼院时发出如是感叹:“这样完美的组织,在中国教育界开了一个新纪元。”香山慈幼院办理30年,先后培养的学生总共6千余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除熊希龄以外,张春、施则敬、李平书、沈绳云、陆伯鸿等近代社会慈善家也积极办理慈善教育事业。慈善教育事业的突出特点就是养教兼施。它不仅予人以资财,而且授人以技艺或技能,使其能自谋生计,以免再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从根本上救治社会。总之,近代社会慈善家群体的慈善事业是对传统慈善事业的补充和发展,它体现出了内容丰富、范围广泛、模式新颖等特点,标志着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在中国慈善史上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摘编文献：王国庆《近代中国社会慈善家群体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