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来东土之后，中国的医疗中就多了僧人医疗这一个类别，它与传统的医疗（包括官医和民间医人）、巫医、道医并列为四个医事系统，他们各拥有程度不同的医疗资源。

　　唐宋时期，唐代官医仅到达州的层级，有些偏远的州可能还未设置医学教育；宋代的医事制度中与庶民医疗有比较直接关联的是各州县的医生、驻泊医官，各地的官设平价药局“惠民药局”。（按：惠民药局源自于北宋时代的熟药所与和剂局。惠民药局主要面向普通民众，朝廷对其实行补贴政策，使其出售的药物远远低于市场价格。除了卖药外，惠民药局配有医官兼给患者治病，是宋元时期最主要的慈善医疗机构。）然而，这些制度或者无法完全落实，某些偏远的州县甚至没有医事人员，使得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与唐代无很大区别。此外，宋代各地驻泊医官（宋朝时由京城派往地方参与医疗服务的医官，一般为两年一任）人数也很有限，大洲四人，小州才两人，又由于医人畏惧到偏远地方上任，有的地方驻泊医官不足其数，有的地方甚至没有驻泊医官。宋代官方医疗最为人称道的，是惠民药局的设置。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宋代官方药局集中在都城开封、杭州，以及州、军治所的城市，并不及于县城。再则，有些地方的药局晚到南宋，甚至南宋末年才出现，使得这项官方提供的医疗资源在空间的分布上也是不均衡的。因此，当后人在赞叹惠民药局设置之时，应同时考虑到政策的落地，惠民药局的普及性，各地惠民药局设置的时间及其分布的地点，才可能对这一政策的效果有完整的评估。

　　在官医不能充分提供庶民医疗救助的情况下，百姓只好转而找民间医人、道医、巫医或僧人。由于闾阎医人（即民间医人）收费并不便宜，有时也不能保证药材的品质，或是价格昂贵，使得人们比较乐于寻求寺院和僧人的医疗。就医疗费用而言，僧人或是免费以医疗济人，或是随病者的能力给钱；加以寺院中或是有药园，或是有救济性质的“药藏”，药品不虞缺乏，而且质量上也大都可以信赖。由于有人向寺院，所以也有重症者在寺院中过世，这也是唐代墓志铭中常见到卒于寺院的缘故了。

　　从南北朝以来，僧团逐渐掌握了实质的医疗和宗教医疗资源，即使唐朝官府对于贫民的医疗救济，也还需仰赖佛教寺院和僧人的协助。唐、宋时期都有与医疗有关的贫病救济机构的设置，它的性质是社会救济，而不是一般庶民的医疗。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国家设置贫病医疗机构机构，其来源是佛教，从名称上即可辨识，唐代的“悲田养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安济坊”等都是佛教的名词。这些贫病救济机构的运作，也都与僧人有关。唐代悲田养病坊设在各州、县的寺院内，由僧人主持，官方给予一笔本钱滋息，主要用来支付药费。

　　入宋以后，僧人在官方的医疗救济机构“居养院”、“养济院”等中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的贫病救济机构系由官员主持，而由僧人辅助，官方派有官医看病，僧人只能做“煎煮汤药、照管粥食”这类照顾病人饮食、给药的事情。另外，由地方官员所开办的贫病救济，也还是仰赖僧人作为“看守僧”以照顾病患。例如，健康府有两所救助旅行中的病患的处所，称为“安乐庐”。这两所都是由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知健康府、行宫留守马光祖分别在理宗宝佑四年（1256）和开庆元年（1259）创设的。这一医疗救济机构由官方出资，请官医诊疗，但在病人照顾方面，则由僧人负责。僧人转而成为官方医疗机构中的服务、使役的人。

　　僧医和官医、闾阎医人、道医、巫医并列成为人们寻求医疗的对象之一，乃至于唐、宋时期国家的贫病救济机构养病坊、福田院等，都借助于僧人的资源，由此可知佛教僧人在这一时期的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由唐入宋，僧人在国家医疗机构中从主导的地位转为辅佐的角色，也可显示出国家对僧团宣示主权的行为。这个变化除了从争夺医疗权的角度来看之外，也应配合宋代的佛教政策来考虑。宋代对于寺院、僧团的控制运较唐代为甚，如宋代寺院分为律寺、禅寺、教寺三种类型，寺院如欲更改其形式，都必须得到朝廷的许可，这与唐、宋政权的性格，国家与佛教关系之转变都有重大关系，可作为考察唐宋变迁的另一个视角。

　　摘编文献：

　　刘淑芬著“唐、宋时期僧人、国家和医疗的关系——从药方洞到惠民局”，载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中华书局，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