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慈善”的传统。原始社会“自然地养成了在氏族内，所有成员一视同仁、绝对平均的狭隘的平等思想”。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佛教因果报应学说与慈悲观念构成慈善事业的动力机制。至明清时期，慈善机构与组织的发展已经比较完善，沭阳县亦如是。“沭阳”地名的设置可以追溯到东魏时期。“东魏武定七年（549年）置沭阳郡，北周建德七年（578年）改为县。以其县治在沭水之北，水北为阳，故名沭阳。”明朝时期，沭阳县隶属于淮安府，清时改隶海州府。

　　存老恤孤类

　　在慈善传统中，老人与幼儿是救助的首要对象，因而存老恤孤的慈善组织，在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发展之后，相较其他也更为完善详备。明清时期，沭阳县存老恤孤类的慈善组织主要包括养济院、育婴堂、从善堂和义学。

　　1、养济院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下诏：“鳏寡孤独废疾，及无田产，民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五年五月，诏天下郡县置养济院。因其收容对象多为老人与婴幼儿，曾称为“孤老院”，后更名为“养济院”。明成祖时，养济院在“天下府州县俱有”。 《康熙重修沭阳县志》载：“养济院在治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

　　“养济院在治北。洪武八年，知县马希颜建。正房三间，门房一间，东西廊房各三间。每年冬衣花布银八两。万历二十八年，知县徐可达重修，增其衣粮，因兵火久废”。《民国重修沭阳县志》中关于养济院的记载与《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内容相同。只是将养济院归于善堂类，“善堂有三”，即养济院、育婴堂与从善堂。

　　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的传统，自周代开始，养老已经由自然向制度发展。历代统治者一度提倡“以孝治天下”。秦汉时期，政府通过向老者询问治国之道、赐予老年人珍贵的肉食、减轻赋役等措施体现对老人的尊重和敬爱。同样，因为婴幼儿对国家未来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历代统治者对孤幼者也很重视。明清时期的养济院是对尊老爱幼传统的延续。但此时养济院已经转变为以收容老人为主。

　　2、育婴堂和从善堂

　　《民国重修沭阳县志》载：“育婴堂在城内。康熙四十五年，就旧百子堂改建，久废（唐州志）”。《民国重修沭阳县志》载：“从善堂在城内后街永寿巷内。光绪二年无锡李秋亭、杨殿臣来沭办义赈创设，出钱三百千，为之倡。知县庐思诚捐廉助之复由邑人士捐集，得款数千千，存典生息，邑绅程培贤、董其事。有鳏寡孤独废疾者，岁酌子以存恤死者者，施以棺席。宣统三年，提其款充围防费。堂遂废，有田四十亩为李秋亭购助（儒学训导宿迁黄亨业有从善堂记文，见金石）。

　　据此资料可知：第一，沭阳县育婴堂为百子堂改建；第二，从善堂非本县的人建造；第三，从善堂建堂之初，钱粮来自于官绅的捐助，

　　管理则由本县的士绅负责，后因钱款挪用被迫废除；第四，从善堂的收容对象非常广泛，包括老幼病残，鳏寡孤独，其功能也比较健全，收容者死后还施予棺椁。

　　3、义学

　　《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四“学校志下义塾附”记载了沭阳县义学的情况。

　　义学馆。“义学馆在县署西街南。道光二十九年知县陆武曾用罚款建瓦屋九间，草屋六间”。“义学馆”亦即“义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知县用罚款建义学馆。此处记载比较模糊，只说“罚款”，但并未标明是罚何种款项，所罚是银钱或粮食，建馆后是否有盈余或不足等等问题。

　　义学。“义学三处，一在城内准提禅院；一在东福缘巷；一在南蜡神庙。光绪四年知县庐思诚设立。光绪三十二年知县俞都改办学堂”。“义学七处，光绪七年由监务拨款设立。一在高流镇，一在阴平集，一在子埠镇，一在钱家集，一在胡家集，一在马厂，一在高家沟镇。十八年以无款停止”。

　　家塾。“程氏家塾在东城门外。程氏宗祠旁邑人程立炜设立。氏家塾在颜家集，吴氏宗祠旁邑人吴九龄设立”。家塾是私塾一种。据史料可知，程氏家塾与吴氏家塾都是宗族内设立。一般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用祠堂庙宇开馆设学。私塾仅收纳本宗族的孩童入学，一般会收取“束脩”，可以是实物，折为现银，都比较便宜，在家庭承受范围之内，特别困难的学生或许可以免费。

　　养病丧葬类

　　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达到鼎盛，形成了一套生老病死皆有救济的较为完备系统。“生老”的慈善组织如上文的育婴堂、养济院，“病死”慈善组织即为本章将提及的惠民药局、漏泽园等。

　　1、惠民药局

　　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福建省安溪县令陈宓在县城中门内外分别创办和剂局和惠民药局，进行诊病施药。明洪武三年（1370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医学内有药局与阴阳学邻，今并废。”由此可知，明朝惠民药局是由政府建立的，行医施药之人也由政府选派。“洪武三年，命天下州、府、县开设惠民药局，拯疗贫病军民疾患。”政府在下诏时虽言明，惠民药局的救助对象是贫病的军民，但在具体施药时却倾向于贫困的军人。此外，沭阳县的惠民药局都立于医学之下，受医学管理的制约，因而施药惠民的功能有限。

　　2、漏泽园

　　漏泽园是官府设立，掩埋无主尸骨的慈善组织。《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漏泽园四园，各一裁定亩数，各有石界。万历十七年，知县苏生明置，后废。”明朝洪武年间，政府禁止焚烧尸体，除瘟疫时期，无论老死或病故，一律实行土葬。因郡县皆有贫民，存在无钱无地埋葬至亲，或无主尸骨未有收殓的现象，在此情况下，政府或慈

　　善团体或族人出资，选择城郊空旷的地方立为坟场，为贫民葬亲，掩埋无主尸骨，因而称为“漏泽园”或“义冢”。

　　仓储备荒类

　　古代社会，人民的生活劳作依赖于自然。人们预测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薄弱，对自然灾害只能采取灾前预防、临灾救助和灾后善后的措施。仓储备荒的作用主要是灾前预防。秦汉以来，各王朝在备荒救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与教训，仓储制度也日趋完备。明朝以前，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等业已存在，预备仓为明朝首创且独创的仓制。

　　1、预备仓

　　《康熙重修沭阳县志》载：“预备仓三所，一在治东一里，一在治西一里，一在治南一里。”《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一载：“仓旧有三，一在治东一里，一在治西一里，一在治南一里。”预备仓的主要作用就是贮粮赈灾。明代沭阳预备仓年久失修与就地重建频繁，可见政府对预备仓的重视。

　　2、盐义仓

　　《康熙重修沭阳县志》载：“盐义仓十所。”《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一载：“盐义仓十所，下寺镇，庙头镇，东流庙镇，桑墟镇，黄军营镇，独树镇，颜家集镇，新挑河镇，高流镇，札下镇。万历十六年，知县苏生明条陈与人烟凑集，每遇夏秋，令各镇公直耆老劝化居民，有田一顷，出粮一斗，收贮各仓，四时举账。不愿出者听之。”

　　明末清初，盐义仓的影响较大。沭阳县建十所盐义仓。作为慈善

　　组织，盐义仓的经费一般来源于捐助。万历十六年（1588年），沭阳县知县在夏秋之际，令各镇德高望重的老人劝化居民，在丰年时，家有田地一顷，就拿出部分的粮食贮藏在仓中，以备赈济；各家所捐钱粮逐一记账，定时公布；捐助是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劝捐而不勒索。这体现了慈善事业公开透明、平等自愿的原则。

　　3、便民仓

　　《康熙重修沭阳县志》记载：“便民仓，旧在府治河北。”《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一载：“便民仓在淮安府治河北。天顺七年知府杨泉因兑运在淮安府水次僦屋交漕，改建于清河县。水次县丞林腾督工盖廒房十四间，官厅门楼具备就彼收粮交兑，官民称便。久废。”天顺七年（1463年）以前，沭阳县没有固定的仓廒存放漕粮，往往在漕运前“僦屋交漕”，即租赁房屋存放所交漕粮。此法多有不便。知府杨泉有鉴于此，于清河县建便民仓收粮交兑，后因经费不足、维护不当等原因废弃。

　　4、社仓与义仓

　　《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一载：“社仓在乡镇凡二十四（唐州志误作二十三），久废。见于前志者。辑山镇五社，兴隆镇一社，八堰庙镇二社，庙头镇一社，黄军营镇一社，十字桥镇一社，读书镇二社，子埠镇一社，桑墟镇一社，东流镇九社。”《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一载：“又兴义仓。万历二十年，知县徐可达增建并久废。”《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三载：“又有社仓散在各乡镇，凡二十三。”

　　沭阳县社仓数量较多，分布较广，散落于各乡镇。卷一记载有２

　　４所，卷三记为２３所。而两卷所列乡镇名称一致，社仓数量相同，合计为２４所。

　　5、常平仓

　　《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一载：“雍正十一年，知县林瑛因治北后街旧仓三十间建常平仓，又以治东旧仓五间易治北民地三亩有奇，共建十三廒，凡三十五间。乾隆十八年知县温葆初申请重修。……光绪七年，知县杨凤朝重建。”《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三载：“张志所载关于仓储者均久废……所可稽者惟常平仓。其始创暨重修均详。建置门兹考其积贮定额。自乾隆十八年，贮谷二万石。”

　　清朝仓储制度中，常平仓发展比较连续且长久，并有详细的史料记载。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知县建常平仓，共５６间。乾隆十八年（１７４９年）重修。光绪年间，常平仓持续发展。但自此以后，常平仓元气不继，终至衰落。

　　结语

　　北宋绍兴元年（1131年），绍兴府首先创立养济院，当时其主要职责是居养和安济，收容对象非常广泛。但到了明清时期，养济院的功能下降，明朝“养济院的原意也并非如宋代的收容所有贫病之人，而主要是收养老人”。对于沭阳县养济院屋舍数量、收养对象、名额等，文献记载很少；而管理制度、办法等则几乎没有记载。育婴堂、从善堂等亦如是。义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效果显著，但往往因缺少经费而中断。

　　明清时期，沭阳县还设有惠民药局与漏泽园。惠民药局向军民施药，因为政府管理严格等原因，惠及贫病的人数有限。漏泽园掩埋尸骨的贡献很大。在混战和灾害频繁时期，漏泽园几乎遍布各乡镇。

　　明清两朝仓储备荒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系统。沭阳县的仓储类型较多，仓储制度较为发达，但能够持续发展的仓制并不多。预备仓、便民仓、社仓等，因经营不善，或经费不足，或官吏腐败等各种原因，无以为继，最后形同虚设，名存实亡，或直接被废。相较而言，常平仓与盐义仓的生命力较为顽强。常平仓自洪武年间创建，其中经历过多次坍圮和重建。至清代时，其经费来源已十分广泛，有官民劝捐钱粮以及“发典生息”。盐义仓初由商人创建，在经营过程中，其鼓励捐助、公开账簿等公平、自愿、公开的原则经营，使其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在灾荒时也显示了重要的作用。（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杨凤銮著《明清时期沭阳县慈善组织发展考略》，载《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5月，第14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