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商社团历史悠久，而且从一开始就执行一定的经济管理功能。

　　从唐代至清代，工商社团以行会组织为主

　　唐朝令从事工商业的同行业者分别聚居于同一市区之内，规定各行设“行头”或“行首”，其职责是为官府收缴赋税，差派徭役；协助官府平抑物价，管理市场；规定本行业的产品质量或技术规格等。可以说，唐代的行会组织是“官令民办”。

　　由宋代至清代，行会组织逐渐演变成是“民办官定”。宋代各地工商业者大多按行业分别建立自己的团体，或称“行”、或称“团”。其首领称“行首”、“行头”或“行老”，但是必须得到官府的认定。其职责一方面与唐代基本相同，即协助官府办理对同行业的征税、募工以及平抑物价、监察不法等事；另一方面又代表本行与官府打交道，增加了维护本行同仁自身利益的功能，并协调商品的生产与买卖，以及处理本行其他业务问题。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以会馆、公所、“堂”、“会”、“宫”、“庙”、“殿”等为名的行会组织，它们主要以一定的章程和约定俗成的法规约束会众，执行经济上行会协调职能、扶贫济困的福利功能、祭祖拜神等聚心功能。

　　在一般情况下，会馆多以同乡关系为纽带，公所则多以同业关系为纽带，进行组合。但是它们在长期自行发展中性质也有些杂化。旧式行会组织往往受地域、行业等限制，相互之间较少联络，内部运作机制易受旧式行帮陋规影响。

　　工商社团的近代转型与发展

　　1902-1903年间，在上海等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以及江苏、湖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等省份先后设立新型组织——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的《商业简明章程》26条，正式劝办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正式商会，其势力和影响也为全国商会之最。此后，商会这一新型民间工商团体依法在各地相继成立，至1912年，商会已普及到除蒙古和西藏之外的全国各省区，大小商会总数近1000家。截止1933年，全国同业工会所已达6000家。到1938年，尽管已进入抗战时期，全国工商同业工会所已超过1.3万家。

　　商会是一地各业全体商人的共同组织，克服了以地区帮派和行业划分商人的狭隘性，其活动是以振兴、保护商业为出发点、中心和归宿的，其内部治理结构更具现代性。

　　工商社团的经济管理功能

　　在中国近代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商会、工商同业公会等工商社团是推进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往往在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制定和维护行规

　　为了规范行业市场和行业活动，维护本行业及其成员利益，清代工商行会组织由公所会馆的会董集议定有行规章程。有些行规内容较为细密，涉及生产经营上的各个环节。

　　2、 商事仲裁

　　近代中国商会、同业公会等工商团体还在调解各类经济纠纷上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传统中国社会，商事纠纷主要由地方官府衙门审理。随着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事纠纷增多为，矛盾更加尖锐。1904年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商会有权调处商事纠纷。各地商会成立时，均把受理商事纠纷、保护商人利益写进章程，并设立理案处、评议处、商事裁判所、商事公断处等机构，以处理各类经济纠纷。商会理案的最大特点是，破除了匍匐公堂、刑讯逼供的衙门积习，以理服人，秉公断案。

　　3、 为会员企业服务

　　近代同业组织以促进同业公益为宗旨，将服务会员企业，促进企业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如为同业会员进行市场交易提供便利，以集团力量开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为降低同业的交易成本，利于业务及信息交流，培育行业市场，不少同业公会不惜花巨资设立交易所或建立公共市场，如上海机器面粉公司公会设立了面粉贸易所，上海银行公会联合上海钱业公会设立了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等。

　　4、 参与解决全局性的经济问题

　　近代商会及同业组织还参与解决近代一些跨行业或全局性的经济问题，以缓解经济危机。如1916年北洋政府下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兑现银，上海中行分行抵制这一倒行逆施政令，上海总商会支持这一抵制活动，发布公告要求各商号对中国银行发行之钞票一律照办，维持市面。每当遇到经济波动，或因政治、社会危机对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时，商会、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等往往成为缓解危机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陈争平著《中国经济史探索：陈争平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