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目的的家训，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是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家庭教育必不可少的阅读文献。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积累了无数经典家训著作，是我们取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其内蕴含的丰富的慈善思想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思考。

　　先秦是家训文化的发轫期，此时期的教化内容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大多是口头训诫，我们看到的文本多是后人回忆整理形成的零星片段，存于《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孝》等文献中，虽篇幅不长，但寓意深刻，发人深省。

　　两汉三国时期是我国传统家训的定型时期，此时期儒学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家训中关于伦理教化的思想增多，虽未形成完整体系，但较之前有所丰富，且由于多是帝王或名人所作，因此颇具影响力。刘备劝诫其子刘禅为君者应做到以德服人，不要因为善事小就不去做，也不能因为作恶的影响不大就放纵自己的行为。

　　两晋至隋唐时期是家训的成熟期，家庭教育已具备较为完整的体系形态。经过260多年的社会动荡、国家分裂，至隋唐时期,重新恢复国家的大一统。慈善思想的发展又进入新的阶段,各民族之间文化、思想交流、交融、交锋不断，在相互碰撞、融合之下，建立起普遍遵循的伦理道德体系，此时期的慈善思想表现为如下两种形式：第一是以传统的儒家道德教化为指导方针；第二是道教、佛教劝善思想开始大范围传播，劝导人内心向善且与人为善。

　　宋元时期是家训的繁荣期，此时期文化、科技、医学、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日益成熟、完善的儒家伦理思想深入各家各户，儒释道思想交融贯通，各种劝善书籍纷纷问世，慈善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与发展。提起范仲淹，应该都不陌生，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政治情怀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襟胆魄，令人交口称赞。范仲淹因年少坎坷经历，对饱受苦难的族中子弟怀有深切同情，“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于是创立义庄，注重对族中人的救济。

　　明清时期是家训由鼎盛走向衰落期，这一时期，伴随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许向卿，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8）进士。其所著《许云邨贻谋》中对周济贫穷孤寡的教诲极为细致:日常节约下的开支应用于“周邻族，赈贫贤，恤孤嫠，给佃入，修桥梁诸义事”；“邻里岁时馈燕，急难贷恤，必治欢尽诚”；对借贷者“须只量力捐助，以尽吾心，勿出本图利”。

　　袁黄，字了凡，万历年间进士。《了凡四训》是袁黄为教育其子袁天启积德向善所作的四篇家训的合称，这四篇家训分别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在《积善之方》一篇中强调了善的偏正，善的是非。关于评价一个行为是看结果还是看动机，抑或两者并重，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话题。袁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善是好的，恶是坏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若是以好心办了坏事，或是本身动机不良，却阴差阳错办成了好事，又该如何呢？因此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善恶应该将动机与结果相结合，给出综合后的评价。这与墨子提出的“志功统一”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关于善的是非，他借引孔子对弟子子贡和子路救人后是否接受回报的不同看法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统治者为加强专制统治，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程朱理学推向极为崇高的地位，慈善思想较前期更加丰富与完善。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明代著名谏臣。《杨愍公遗笔》是杨继盛在狱中写给两个儿子的遗书，里面包含许多做人处事、为官治家的道理，他要求儿子对贫穷族人多加照顾，“户族中有饥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济，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关于心”。

　　高攀龙，明朝政治家，思想家。其在《高子遗书》中表达了和刘备训诫刘禅时类似的想法，不过内容更加丰富。他教育子女注重道德践履，积善成德，在他看来，善行是要一点一滴积累的，今天积一点，明天积一点，只要坚持不懈，小善终成大德。

　　王昶，清代学者，著有《诫子书》，书中指出“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於内，名著于外者矣。”孝顺、恭敬、仁爱、道义是立身之本，成人之基，百善孝为先，做到孝顺与恭敬则能促进宗族和睦；仁爱、道义能够获得乡党的尊重，这样在宗族乡邻之间行事就可以成就自己，在外可获得人们的赞誉。如果人人都能以这四个行为准则来约束自己，那么修成君子品行指日可待。（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王春靓《传统家训中的慈善思想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