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累计超过1亿，占到全球人数的1/70。

　　确诊人数继续飙升的风险并未减弱，2020年12月14日，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证实，英国出现一种新的变异新冠病毒。消息传出后，数十个国家先后宣布暂停与英国的航班往来。2020年12月23日，汉考克又证实，英国发现了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传播性更强，而且似乎比前一种变异病毒的突变程度更深。”

　　面对更为严峻复杂的防疫形势，部分国家采取了严厉的防控手段——封国。例如，1月13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日本将全面暂停所有外国人入境，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2月7日。1月25日，以色列当局表示，将禁止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来往国际客运航班，时间至少持续到一月末。从目前各国政府的应对来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与国间的封锁、隔离仍将是常态。

　　受困于隔离与封锁，全球化时代各个领域的跨国交流、学习、合作等严重受阻。当然，也包括公益领域。

　　过去十几年间，伴随中国公益的迅猛发展，公益人和公益机构一直积极对外深度学习与合作。其中，“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欧项目”就是国际公益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尝试。它由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和墨卡托基金会（Stiftung Mercator）联合发起，主要带领国内的基金会秘书长到欧洲参访，了解欧洲基金会的运作，并借此机会使欧洲基金会了解中国公益领域的发展。

　　墨卡托基金会推动的中德公益交流与学习目前受困于疫情，正是公益领域的一个代表性案例。

　　墨卡托基金会总部位于德国，是德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由施密特家族在1996年创办。它由科学、教育和国际沟通三个事务部组成，重点业务地区为欧洲、土耳其与中国。

　　墨卡托基金会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的密切交流，早在2008年，墨卡托基金会便确定了在中国的工作方向，并视深具发展潜力的中国为墨卡托基金会工作的核心区域，此后开展了多个中德、中欧交流项目。2012年，墨卡托基金会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ACYF）、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所（GPPi）以及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中德未来之桥-青年领导者交流营”，探讨中德两国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议题。2014年，墨卡托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正式注册成立，主要推动中德公益领域、青少年群体的交流。

　　在国家往来受阻的2020年，各国公益组织如何交流？他们将如何应对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的2021年？国际公益交流受阻，是否会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筹款？国际公益交流是否会出现倒退？新冠疫情冲击下，作为与中国交流密切的国际公益机构，墨卡托基金会观察到哪些问题？《社会创新家》采访了墨卡托基金会项目经理张燕。

张燕

　　1线上交流无法带来“深度理解”

　　《社会创新家》：墨卡托基金会在中国主要推动公益与青少年的交流学习，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一年，你们的工作应该受影响比较大吧？

　　张燕：是的，我们的项目包含很多国际行程，但去年国际差旅基本取消了。基金会据此做了相应调整，把大部分项目转到了线上。比如“墨卡托中欧公益领导力伙伴项目”，原本计划到布鲁塞尔开展一个为期十天的行程，后来转到了线上，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做理论上的交流。原有项目设计了参观当地基金会的环节，这个可能要等国家之间放开之后再补上或以其他形式进行。

　　《社会创新家》：当下是如何应对的？

　　张燕：转到线上本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过去一年，类似腾讯会议、zoom这样的平台有了很大发展，我们也发现，这些平台其实使得交流形式更加丰富。之前基金会对内、对外很少使用线上工具，最多发发邮件。现在数字化的交流方式把大家放进了一个更多维的环境，会议、小组讨论等都可以多方随时参与。

　　墨卡托基金会和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共同发起了一个“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欧项目”。中欧之间的了解其实非常少，如果在双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直接去欧洲做参访，效果会打折扣。大家习惯线上交流后，我们可以把线上交流加入项目的行前培训。其他类似的线上交流经验，我们也会加以总结，运用到之后的项目中。

　　除了加强中德在公益领域之间的交流，墨卡托基金会也发起了加强中德青少年交流的项目。过去一年，我们投入了一部分资金开展中德青少年的线上交流，以及单向信息的接收、了解。

　　总的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影响了交流，但也为之后项目的开拓提供了思路。

　　《社会创新家》：线上交流会有哪些不足？

　　张燕：线上交流自然不能完全替代面对面的交流，它缺少了面对面交流时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比如亲切感。线上交流中，人和人之间过于平面化，缺乏立体感，也让交流仅仅限于“线上”会议的几个小时。在我们之前的实际工作中，很多深度交流与理解产生在会下的私人交流时间，比如茶歇、共同参观或乘车过程中。中德是社会环境与文化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这样的深度私人交流对增强理解尤其起着重要作用。另外，线上交流有时甚至会带来某些误解，所以它需要在内容上做更多前期准备。

　　但线上交流确实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它一定程度上也节省了成本。原来在国内的论坛活动中，因为费用和时间原因，一些欧洲基金会工作人员、学者无法参加。借助线上工具，希望之后在这些论坛上能有更多来自欧洲的声音。

　　2德国超八成基金会不需自行筹资

　　《社会创新家》：德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如何？

　　张燕：过去一年我一直在国内，主要通过一些新闻消息和与当地朋友联系了解德国的情况。国内对德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相对较少，目前，德国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有200多万，死亡率为2.4%左右，最近24小时的确诊病例有7000多名，形势还是比较严峻。

　　德国的第一例官方确诊病历出现在2020年1月底，之后病例数呈现快速增长之势。3月初，德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停摆政策，所以后续疫情发展并不是特别快。但因为夏季雷打不动的休假以及防控的放松，到10月底时，每天的确诊病例已经过万，严重时每天有两三万确诊病例。

　　德国不像中国一声令下就可以实行某个政令，民众需要被说服，现有的政令是有必要且合时宜的，在这个过程中，科学论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德国的模式是讨论、呼吁，推出某个政策，观察效果后，继续讨论、呼吁，推出下一个政策。而且，限制令的颁发属于联邦州政府一级的政令，因此每个州的限制令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在过去一年，民众对州与州之间、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紧密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圣诞节后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认为目前的防疫政策过于宽松的人数明显提高，所以接下来政府应该会实行更加严格的防控政策。民调显示，约有80%的民众能支持、理解政府推行的限制令，并可以严格执行，但也有一小部分人不理解，甚至反对现行的限制令。对限制令产生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于是否关闭学校和幼儿园，因为这对孩子以及他们父母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

　　德国从12月27日开始打疫苗，优先为老人和医护人员接种，目前有100多万人已经打完了，接种率在1.5%左右。疫苗接种在德国采取自愿形式，也是免费的。目前，德国主要面临疫苗供应不足的问题。欧盟统一和医药公司谈购买和分配，德国国内有一些声音认为，政府在提供疫苗上没有做好，德国卫生部部长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评。按照目前的计划，到2021年夏天，将做到愿意注射疫苗的民众都完成注射。

　　《社会创新家》：中国疫情在去年年中已经基本控制住，即便如此，国内公益组织的生存情况也不容乐观，许多公益组织反映，在筹款和项目执行上遇到困难。德国疫情在去年一年整体都比较严峻，这是否也会对德国公益组织造成影响？

　　张燕：德国和中国不太一样。首先，两个国家“基金会”的概念并不同，德国基金会有着多样的法律形式，严格来说，墨卡托基金会其实是一家公益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德国的基金会也不一定就是非营利性组织，他们根据基金会创建的目的和税收来定义和管控机构的营利性质。

　　德国基金会的发展历史比较长，体系运作也较为完善。有记载的基金会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初，德国基金会协会也已经走过百年历史。在德国，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金会不需要自行筹资，而是通过对自有资产的管理来进行运营管理和项目资助，墨卡托基金会也属于这一类“基金会”。由于经济低迷，基金会的资金整体也许会萎缩，但绝大多数不会在短期走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一些非基金会性质的公益机构受疫情影响相对比较严重，出现了资金短缺、项目停滞或缩短等情况。

　　墨卡托基金会作为资助型基金会，也会资助一些非基金会性质的公益合作伙伴，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的人员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做内部调整。同时，德国政府也有一项临时性“短时工作制”政策，在保留职位的前提下，雇主可减少雇员部分（或全部）工时，雇主仅需向雇员提供其实际工时应得的工资。雇员因缩减工时而产生的收入差，可向联邦政府申请补贴 （由雇主统一为雇员申请），从而获得收入差额60%到70%的补贴费。

　　3国际关系复杂化，更需要积极交流

　　《社会创新家》：在项目执行上受到的影响大吗？

　　张燕：当然。我们基金会总部的一些项目在执行上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国际理解交流类项目，比如欧洲国家青少年实践交流项目，以及总部在土耳其支持的一些项目。

　　墨卡托基金会是资助型基金会，目前总部的工作人员可以无限制居家办公。和墨卡托基金会一样，很多欧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都采用居家办公的模式，相互间的沟通都通过线上进行。

　　如线上交流一样，居家办公也在“疫情时代”得到了大力推行，估计这种办公模式在疫情结束以后也会在德国以及很多国家成为一种“新常态”。

　　而有些机构需要亲自执行项目，也都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我了解到的有一家德国基金会关注残障群体的项目，本来应该面对面教学，现在改成了通过CD或者video教学。还有一个项目是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可以睡觉的地方，并免费分发超市里当天卖剩的食物。为了保护年长志愿者，这些机构把志愿者全部换成了年轻人，提供住宿的屋子也尽量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整体来看，大家在项目执行上都会遇到困难，但也都在尽量根据项目特性寻找继续实施的可能性。

　　《社会创新家》：经济低迷，加上国与国之间互相隔离，会对中国公益造成哪些进一步的影响？

　　张燕：如果国外基金会本身在中国有捐款计划，有些可能会出现因为疫情缩减和调整资金的情况。不过，中国基金会只能接受在境内注册或者登记备案的基金会的款项，所以它们本身接受的国际筹款就不算多，即使疫情恶化，并不会出现想象中“断崖式下跌”的情况。

　　最近几年，因为诸多原因，国际关系走势趋于复杂化，但我觉得，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不能因为有困难就断掉国际交流。在我们之前的交流项目中可以感受到，和美国相比，我们对德国、欧洲基金会的了解非常少，反过来，德国对中国的公益领域了解更少。未来我们面对的社会问题如环境变化、科技发展，都不能由一个国家解决，需要互相交流学习。国际公益交流会充当重要角色。

　　《社会创新家》：新冠肺炎疫情更凸显了国际公益交流的重要性？

　　张燕：是的，一开始大家以为新冠肺炎像非典一样，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但现在贸易往来和人员流动已经非常频繁，这不可能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每个国家的解决方法都不同，与外部的交流、互相学习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疫情之后，欧洲基金会联合发起了倡议，要更好地支持合作伙伴。在国内，也有类似的倡议。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一些应对疫情的措施是相似的，大家可以多做讨论、互相学习。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之前翻译了欧洲基金会中心关于欧洲基金会如何抗疫的报告，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抗疫经验做成报告，供欧洲公益组织参考。

　　目前，中德、中欧公益组织的交流仍然处在比较初级、浅层次的阶段，如果想落地合作，还需要有更深层次的交流。基于此，墨卡托基金会也在考虑做学者、研究人员方向的交流项目。

　　4疫情加剧民族主义，让国际合作和理解更加困难

　　《社会创新家》：中国公益目前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从2008年至今，它也走过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内公益行业向国际谋求学习、合作机会的诉求其实很大。现在，在国际交流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的学习提升是否也会受到影响？

　　张燕：墨卡托基金会的交流项目其实很少用到“学习”这个词。我们注重的是相互性，要相互了解、理解，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合作，而不是单向的“学习”。中国公益领域在过去十几年发展很快，与德国厚重的公益历史文化相比，虽然基础薄弱，但也具备自己的一些特点：灵活性、适应性、自我调整能力相对较强，在一些方面也有突出发展，比如网络筹款。我们也希望，通过墨卡托基金会的项目把这些经验带给德国、欧洲同行，事实上，他们也对中国公益的发展很感兴趣。相互了解、理解、借鉴，并共同合作，是我们项目的理念，墨卡托基金会希望把这一理念传递给中欧双方的公益领域同仁。

　　《社会创新家》：疫情何时结束暂时还无法确定，预计接下来中欧公益交流会是怎样的走向？

　　张燕：面对面交流还会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但这不会阻断交流。2020年大家已经积累了很多线上交流的经验，2021年这种形式还会持续。中德对对方的基础了解还比较薄弱，谈到对标时，基本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主。缺少基本了解的交流会比较难，接下来我们会为基础交流做更多储备，比如翻译一些基础资料等等。

　　《社会创新家》：疫情带来了经济低迷、发展停滞等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民族主义回潮，在国际公益交流中，会受到相关影响吗？

　　张燕：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回潮受多重因素影响。受疫情影响而产生经济困难就加剧了民族主义的回潮，这一趋势在很多国家都有明显体现。民族主义让国际合作和理解更加困难，这样的困难也会体现在公益领域的合作上。但德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并非像特朗普那样呈指责的态度，疫情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德交流产生负面影响。

　　每家公益机构都依然有自己原定的战略发展方向。在德国，谁都可以发声，有积极的声音，也有消极的声音，但墨卡托基金会希望传达的声音一直都是，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要保持沟通的可能性，知道对方为什么这样做，并且让对方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发展、历史、体系不一样，不能横向对比。评判是有必要的，特别是自我评判，一个好的评判对各自发展都是有益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客观的情况和理解前提下，而不应源于偏见。墨卡托基金会认为，理解与合作应该是未来国际发展趋势，所以我们也在致力于促进中德和中欧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