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清到20 世纪初科举制度废除，绅士在中国基层社会中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除了承担上情下达的中介作用外，他们还是慈善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责任。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张仲礼先生对19世纪中国绅士有深入研究，他估计19世纪绅士人数有100余万人，加上其亲属总人数在700人左右。他们多数人在乡间读书，然后到城里为官，而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多半要还乡，是为绅士主要来源，也是传统社会慈善中心相对下移到市镇的原因。他们在地方福利和慈善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协助地方官管理地方赈济事务，包括济贫、义葬、育婴或其他诸如此类组织，并负责筹集这些赈济组织所需经费; 捐资助学，兴办书院; 捐助资金和土地，其孳息用于津贴学生; 捐资修文庙、先贤祠等; 客居异乡的绅士还捐资修建会馆，作为接待同乡参加科举考试或同乡沟通乡谊之所。“绅士所干预之地方公事……若教育(书院等)、若慈善事业(育婴院等)、若土木工程(道路、桥梁等)、若公共财产(所谓地方公积) 等类，属于绅士之手者不可胜数。”

　　张仲礼曾对5473 名绅士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统计分析，其中为慈善组织筹款或代管财产人数为371人，占所统计人数的7%; 私人设善堂施舍、赈济1046人，占20%;两者相加占27%，若加上为公共工程筹款并主持该公益活动的496人，占9%，最后相加达人数的36%。

　　可以看到，绅士中至少有1/3 在从事慈善和公益活动，绅士的参与是推动传统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绅士参与地方慈善是经济社会环境使然，也与其所处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

　　第一，传统社会以农业占绝对统治地位，手工业和商业在国家生活中并没有显著地位，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体现了传统社会对职业的选择。手工业者和商人有的经过多年打拼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但国家 “重农抑商”政策和法律制度使工商业者无法获得国家和社会认可，处于社会边缘，难以进入社会权力中心。所以，为了改变社会地位，他们通过出钱购买官职或捐功名的办法，从边缘地位转而进入到社会中心，成为绅士阶层后可以享有多项特权，包括免税和免刑等待遇，与官府的来往更便捷，也易得到保护。这种环境造就了绅士成为国家食利阶层，为了阶层稳固和社会认同与支持，行善无疑是一种有效方式，这也符合儒家所倡导的 “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思想。

　　第二，绅士处于基层社会中心地位，承担着上情下达的中介作用。绅士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绅为一邑之望”，他们是现行社会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礼乐教化传承对其社会地位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社会之榜样。“凡属编氓，皆尊之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庠之选。其所言所行，俱可为乡人之法则也。”（《钦定学政全书》）这样集知识、声望和特权等于一身的绅士，身负上承国家重托、下接黎民百姓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他们从事救贫济弱的慈善活动既可以实现这种责任担当，又可以树立善人的良好形象，从而进一步强化其社会地位和民众尊崇。

　　第三，绅士通过慈善活动可以引导社会价值观。梁其姿通过对明清时期的惜字会和清节堂的考察，认为这两种慈善组织的创立 “主要目的是满足儒生阶层在精神上、信仰上的需要，更直接照顾清贫儒生的利益，试图保卫他们岌岌可危的社会地位，同时还宣扬了儒生阶层的价值观念……这些儒生的价值观念融合着上下层文化的特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这是绅士在传统社会积极成为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动因之一。当然，一些富商和地主也直接参与地方慈善活动，甚至起着重要作用，但更多的富商和地主还是以捐纳或捐输方式来获得功名或官职，为自己冠上绅士头衔，如此方能显出其富且贵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统一。

　　绅士参与慈善与传统社会环境有关，他们通过参与慈善可以实现多重价值，也可以进一步强化其在基层社会的中心地位。但是，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阶层结构随着近代国门的打开而发生改变，也导致慈善权势发生转移。（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蔡勤禹《权势转移——从慈善视角看近代士与商阶层变动》，《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