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至民初的善堂是近现代慈善的重要过渡。近代善堂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本土慈善资源的全部，却天然地保有慈善文化的因子，并饱含着中西慈善文化的碰撞与调试。19 世纪中叶以后的善堂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在传统救济基础上还增加了维持政治秩序等功能。

　　该组织的前身是明末清初的一所弃婴堂。1899 年，汕头暴发瘟疫，潮阳棉安善堂念佛社的大峰祖师信众恭请神像至弃婴堂设堂祈福，一时皈依者众。随后，当地二十行商在念佛社基础上发起成立存心善堂，并创建了存心义冢和存心掩埋队（1901）、存心施粥局（1911）、存心水龙局和存心善堂医院（1929）、存心小学（1942）和儿童教养院（1943）等附属机构，形成综合性善堂。1950年，善堂被认定为迷信组织，次年被政府全面接管改造。20世纪80年代善堂开始复苏，90年代初，一些曾在民国时期受到善堂恩泽的老者在善堂旧址旁行善。渐具规模后，存心善堂慈善会成立。1996 年，该组织再度被撤销。2001年，经市民政局批准，该组织成为市慈善总会分支机构，对外名曰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并渐次成立了念佛社、存心慈善医院、养老服务中心、爱心免费快餐厅、义工队、文武学校、特教学校等机构。2009年，该组织以汕头存心慈善会为名独立登记并使用至今。此后，陆续兴建了存心陵园、存心残疾人工疗站、存心安老庇护院等。该组织虽名称屡换，但无论碑文、组织出版物、官网还是当地人，均惯称“存心善堂”。

　　纵观存心善堂发展史，除了组织名称，不难发现存心善堂在组织形式和业务上的延续性。比如，当前官网上的组织架构中有些表述仍大致沿用民国时期的旧称，如民国时叫交际股、法事股，现在称交际部和法事部；儿童救助、养老、陵园、医院等业务板块也几乎如出一辙。此外，从组织业务和组织宗旨都能看到存心善堂综合业务特征的延续性。这些业务均为基础慈善，因为和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综合项目群相比，善堂综合业务不仅缺乏现代项目管理制度，业务之间也缺乏逻辑关联。从“不可见”的文化角度来看，存心善堂的延续性依然清晰可见。存心善堂在民间信仰的强烈驱动下成立，这一信仰具有弥散性、复合型特征。其最早施善的领域是义冢和掩埋。这种善举可溯至古老的传统。该组织至今仍有火化设施和陵园，百年来收尸逾百万具。很多当地民众甚至政府部门发现无主尸骸时，第一反应就是通知善堂前来收尸。我们甚至发现政府部门请善堂收尸的函件。由此可见这一观念烙印之深。今天的现代非营利组织中，即使在那些致力于临终关怀的组织中也难寻这种善举的踪影。居于善堂信仰核心的大峰祖师所开创的“白衣派”大峰宗门融合了儒家伦理。19世纪中期，潮州东门善堂的释可声大和尚开启了人间面向的善门法脉。此外，善堂还供奉三山国王和华佗仙师等。这种弥散性、复合型的民间信仰使善堂被神祇香火和人间烟火所环绕。善堂收入构成折射出民间信仰文化的影响。例如，民国年间存心善堂的经济来源就包括堂前捐助、社员年费、社员进社金、吉穴捐助、柩厝寄柩、法事供款捐助等，今日存心善堂的财务报表中亦常见到敬佛师收支、香油箱收入、莲花座收入等科目。总之，民间信仰为善堂“预装”了使命，并赋予组织以坚韧的生命力，故善堂在被迫两次停止活动又能很快重生和壮大。信仰驱动的捐款具有稳定性特点，捐款额和信众数量一般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因为鲜明的地域性、民俗性、民间性和多神崇拜等特点，善堂慈善文化又表现出相对封闭性的特点。和历史上的民办义仓和义庄相比，善堂要开放得多。位于经济中心的善堂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籍地收养主义，并超越了宗族和狭小地域之限制。例如，民国时期的存心善堂基本在汕头中心活动，只在乡镇层级设了一个办事处。这与社会转型时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的转变密不可分。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因为1921年广州市区从南海县分离出来之前，中国的城市从未独立地以政区的面目出现。 所以，这种开放性又受地域性的信仰、语言和宗族文化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和现代非营利组织的外向交流与合作不同，今天的存心善堂业务基本在本地，外出交流也多限于同根同源的海内外善堂。与清末民国善堂多在经济中心活动不同，存心善堂近年来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向基层发展并使之网络化。办事处已在濠江、澄海、潮阳等地生根。同时，存心善堂从2007 年开始在乡镇建设义工队，并多采取为既有义工队冠名并让其缴纳会费的方式形成庞大的松散联盟，义工队最多时达330 支。总之，在成立之初，众商贾能跳出狭小乡土格局，且因地处通商口岸而受到基督教、天主教影响，但善堂文化仍难开显出超越性。（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韩俊魁《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价值与反思——以汕头存心善堂为例》，《文化纵横》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