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链接：[慈善文化]译文：新冠肺炎如何改变了南北半球慈善的权力格局-上

　　一种新的赋权观念

　　我们的受访者告诉我们，尽管面临挑战，COVID-19带来了新的社区团结感。南半球的许多地区，政府的反应有限，慈善组织被动员起来填补重要的公共服务空白。这场流行病鼓励了更多的南南参与。使用点对点网络，分享当地知识，采用更具包容性的方法，以及建立更加去中心化的社区，给南半球组织赋权，并增加其工作的影响力。

　　例如，阿拉伯基金会论坛的首席执行官奈拉·法鲁克告诉我们:

　　我很抱歉这么说，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场危机给了我们一种真正的使命感。作为一个组织，我们比以前更不可或缺了，因为我们可以接触到慈善网络，我们可以真正帮助人们，利用各种策略来巩固慈善部门，使其繁荣发展。我们可以跨国家、跨组织共享信息，帮助那些在可预见未来没有机会见面的人。

　　为了获得满足紧急医疗需求的资源，许多南半球慈善组织也意识到，他们可以有效地引导干预行动。例如，索马里的Adeso（一个在肯尼亚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在危机期间广泛利用志愿者网络提供医疗建议。来自世界各地的索马里志愿者，包括加拿大和美国的索马里公共卫生专家，共同为当地医生提供远程医疗和支持。常务董事德甘·阿里告诉我们:

　　这种努力，这种志愿服务——基本上是索马里人依靠索马里人——[使我意识到我们应该]立志动员其他非政府组织并与之合作，以认识到我们自己拥有很多资源和能量。我们不需要总是像职业乞丐那样等待捐赠者。对我来说，这是最积极的结果之一……每个问题都有一线希望，我认为这是新冠肺炎危机的一个重大后果。

　　解决制度缺失

　　虽然这些变化中的格局已在南半球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某些制度的缺失——缺乏能够促进发展和能力建设的制度和基础架构——阻碍了这些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或合同执行，组织或经营任何企业的交易成本就会上升。为了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所目睹的变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南半球组织之间需要进一步加强协作。

　　从历史上看，慈善部门的不合作是出了名的，尽管多部门协作关系有所增加，但很少有基金会合作共事。其结果是资助资金的大量浪费（或重复）和学习机会的错失。虽然一些组织正在采取偏集体性的方式，特别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但这些主要限于北半球资助机构。在南半球，专业性中介组织和网络仍欠发达。

　　虽然像亚洲慈善创投网络、阿拉伯基金会论坛、新成立的非洲慈善创投联盟、全球资助机构支持倡议（Worldwide Initiatives for Grantmaker Support）以及非洲慈善和社会投资中心等资助机构正在带头建立网络并支持相关研究，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的研究表明，评估慈善组织可以在哪里以可扩展的方式培育机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确定了三个核心领域:

　　1. 来自资助机构董事会的建议和技术建议长期没有得到充分采用。几十年来，慈善组织一直在赞扬非金融投入的价值，包括对情景规划、战略资助和后台系统的技术建议。然而迄今为止，资助机构所取得的成果很少。我们采访的许多南半球组织指出，大流行改变了这一点。资助机构和董事会超越了标准的治理实践，比如提供高层战略投入；他们更多地倾听，努力真正理解受助机构的详尽需求，并以持续的指导、辅导、具体的战略建议和知识传递来回应。印度尼西亚人道组织的玛丽亚·安尼克·通格指出，自2019新冠病毒爆发以来，该组织的董事会变得“更容易接触，更具协商性，而从历史上看，董事会成员可能只是一个名称”。

　　2. 监管环境需要改革。南半球政府往往将慈善部门视为威胁而非盟友，但如果有更高效、更有益的监管，南半球慈善组织可能会更快地成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并获得更多的资助资金。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往往难以在执行反洗钱和反恐法规与制定鼓励捐赠的激励措施之间找到良性平衡。仅仅在新兴市场建立一个基金会往往就困难重重。正如埃及Waqfeyat al Maadi社区基金会创始人Marwa El-Daly在关于阿拉伯慈善的联盟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政府）在证明民间部门清白之前都将其视为有罪的，这是令人沮丧的。”

　　因此，南半球慈善组织为了找到应对由当地市场监管所强加的运作负担，需要强大的商业、法律、信托和政治敏锐性。为南半球慈善部门制定统一的、适用于其使命的监管可以大大有助于扩大影响，为市场带来新的资金，并鼓励更大的区域内协作。资助机构可以通过分享其网络、数据和专业知识来提供帮助。例如，在2020年，约旦当地的市场限制使阿拉伯基金会论坛的运作几乎陷入停顿，但是福特基金会的灵活支持和指导，包括向阿拉伯基金会论坛在美国新设立的机构重新发放资助资金，使该网络得以继续运作。

　　3.数字技术可以加速能力发展。加快慈善部门采用技术有助于改善数据采集、提高市场知识和认识，并推动更大的透明度。更大的透明度反过来有助于促进获得资金的渠道，包括急需的不受限制的资助资金，而在线系统地分享项目和财务数据可以帮助受助者与资助机构就其运作的有效性建立信任。正如肯尼亚南湖医疗中心主任丽莎·金博告诉我们的，“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我的运作百分之百透明的。我真的只是想获得不受限制的资助，如果这意味着我要签署一个将我的信息系统直接连接到捐助者报告界面的系统，那就这样吧。”她补充说，“数字护照”能让受助机构进行单一的尽职调查，使他们有资格获得多个捐赠者的支持，这可能从根本上降低成本和低效率，并进一步拓展资源。

　　总之，新冠疫情极大地破坏了北半球和南半球慈善组织之间的科层等级关系，并出现了一种更有活力、更开放的关系，使更多的地方能力得到发育，以及有效利用当地知识。目前，慈善部门必须集中精力填补南半球国家的制度缺失，这些缺失阻碍了真正的地方潜力的发挥。组织能力建设、更完善和更具支持性的监管、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和共享平台对这一努力至关重要。（续完）

　　作者简介

　　克莱尔·伍德克拉夫特(Clare Woodcraft) ，战略慈善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Philanthropy)的执行董事。她在新兴市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慈善领域有25多年的工作经验，包括担任阿联酋基金会CEO和壳牌基金会副董事长。

　　卡迈勒·穆尼尔，战略慈善中心的学术主任，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战略与政策教授。

　　译自《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官网

　　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how_covid_19_is_shifting_the_north_south_philanthropic_power_dyna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