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地慈善思想的内涵丰富多彩，因为个体身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客观因素和自身生活环境、政治地位、人生经历等主观因素的不同，所以单就个体而言，齐地慈善先贤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甚至是对立性。例如，对人性的判定不同: 孟子主张性善论，将仁爱之心、慈善之行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生而好利，“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这些差异和对立使各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是尖锐的批评，但是各家都提倡对他人，尤其是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关怀; 都认识到了人性与慈善的关系，提出通过引导、教化使人心向善; 都倡导君主爱民恤民，以民为本，民众互敬互爱，守望相助，最终实现国家安定、人民富强的社会愿景。正是这种慈善对象关怀的一致性、向善目标的归一性和理想社会愿景的一致性，使各家的慈善思想存在着交叉、借鉴与传承，使齐地慈善思想逐渐走向了融合发展之路，拥有共同的精神特质。

　　以“仁爱”为核心

　　以“仁爱”为核心是齐地慈善思想的基本质。齐地慈善先贤虽对“仁爱”的理解和阐释存在差异，但都把“仁爱”作为其慈善思想的内核。管仲认为不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对个人，“仁”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对于统治者而言，“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 《管子·五辅》) ，即使是品德高尚的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也不能把治理国家的大权授予他，只有 “身仁行义”，“慈爱百姓”，才可以胜任国事，受到百姓拥护，成就王业; 对于个体而 言，“既 仁 且 智，是 谓 成 人”( 《管 子 · 枢言》) ，即仁和智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完备人格的两大标准。孔子曾称赞管仲为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仁爱之人，对子路说: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论语·宪问》)晏婴施政的中心内容就是“仁爱”。他认为，只有“安仁义而乐利世者”，才能使天下臣服; 对于那些“倍仁义而贪名实者”(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则不能扬威当世。晏婴主张身为君主，应把仁爱当作法则来遵从，体恤不幸、救助灾荒且不遗余力，正所谓“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晏婴本人也被鲁昭公赞为“仁人”，称颂他不贪图私利，不获取名声，不炫耀功绩，不狂妄自满。

　　范蠡始终把诚信仁义、以德为先、救济贫困、共同富裕作为治理产业的信条。他强调经商要保证品质，货之精粗好歹实告经纪，不隐瞒实情; 要薄利多销，逐十一之利，不谋求暴利。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再散财给穷困的朋友和亲戚，被司马迁誉为“富好行其德者”。范蠡在自己致富后，毫无保留地将经商、养殖等致富经验传授给他人，并撰书流传后世。鲁国商人猗顿在他的指导下，“畜五牸”，成为倾国巨商; 白圭在他的致富思想的启发下，“取下谷”，获得丰厚利润。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是仁的根本，是与生俱来的，人性本善，人心向善，仁爱之举源于人的本能，发自人的内心。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他继承并发展孔子的“仁”说，把“仁”和“义”当做基本的政治范畴和道德规范，认为“仁，人心也; 义，人路也。舍其 路 而 弗 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哉! ”( 《孟子·告子上》) 并因而把施行仁政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

　　荀子认为“仁，爱也”，“仁”之于人就好比财物、粮食之于家庭一样重要，因此君子应存仁爱之心，“先仁而后礼”。他发展了孟子的仁义学说，论证了如何行仁行义，认为“仁有里，义有门; 仁，非其里而处之，非仁也; 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 遂理而不敢，不成义”。( 《荀子·大略》)

　　以民本思想为基础

　　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之际“敬天保民”的理念。齐地慈善先贤均把民作为国之根本，并提出了爱民、富民、利民、教民等慈善举措。

　　管仲把民众的地位比喻为“天”，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牧民》) 的兴废观。他的民本思想着重体现在重民、爱民、富民、教民等方面。他指出“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管子·霸言》)，“争人”的关键在于“顺民心”，君主应实施爱民无私的德政，使民众远离忧劳、贫贱、危坠、灭绝之恶。他最早提出了工赈思想，向齐桓公建议如遇到灾害之年，就雇佣流离失所的灾民修建宫室台榭，“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灾也”( 《管 子 · 乘 马数》) 。他主张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管子·治 国》) ，发展生产，通货积财，俭奢相济。同时，他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不教化民众，国家将面临灭亡，教化要从礼、义、廉、耻“四维”入手，引导民众遵规守矩、安分守己，不掩饰恶行、不作奸 犯 科。在用人思想上，他主张“举贤上功”，不论身份贵贱，只看贤能高低，并将其细化为“三选”制度，有力推动了对人才的选拔和对朋党的惩治。

　　晏婴民本思想的总纲是“薄身厚民，与民亲近”，主要体现为爱民至高、乐民至厚等理念。他继承了管仲“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必“始于爱民”( 《管子·小匡》) 的观点，认为君王要威震当世并使天下臣服，就应“爱邦内之民”，“重士民之死力”，“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齐国发生饥荒时，晏子向景公请求发粟救民，但未被允许，于是采取了修筑路寝之台的工赈良策，“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趋”(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三年台成，灾民也得以赈济。在爱民、乐民的基础上，晏婴倡导治国应做到尚贤尚能，使德才兼备、治国有方、安民有道之人得到重用。

　　范蠡认为“天地之间，人最为贵”，“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 《越绝书·卷十三》) 。他告诫越王勾践要执掌中和之道，远离奢侈之行，推行节俭，礼贤下士，否则将会使百姓困苦不堪，众人背叛离心。只有为百姓谋求福利，不贪图财物，不恃才自夸，百姓才会共福之、共尊之。他还倡导“农末俱利”“平粜齐物”的利民、惠民措施。在他看来，“人之要在于谷”( 《越绝书·卷十三》) ，谷贱伤农，谷贵伤末，应通过“三八价格之法”来调控粮食价格，使农民和商人都获利。在丰收之年，国家应收购粮食，等到歉收之年，再平价卖出，这样既防止了丰年粮食贱卖，又抑制了灾年粮食溢价，保证了物价的平稳和民生的安定。

　　孟子发展了管子的兴废观，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的著名论断，认为民心向背是关乎国家兴衰、君主安危的头等大事，得到民心，也就得到了天下。他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爱民、保民、富民、乐民、教民等方面。他认为统治者应与民同乐，充分关心百姓的生活，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使民众生活安定、富足。他提出“制民之产”“不违农时”“省罚薄敛”等富民、保民的制度和措施，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孟子·梁惠王上》) 。他还主张设立学校，授百姓以孝悌之义，使其明人伦、知礼让，以达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离娄上》) 的政治目的。

　　荀子将统治者比作舟，将百姓比作水，提出了“君舟民水”论，认为国家兴亡取决于人民，对待人民应“因势利导”，“以顺人心为本”( 《荀子·大略》) 。他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爱民、利民、富民、教民等方面，主张君主应爱护百姓，而不是奴役百姓; 应使百姓获利，而不是向百姓索利。他强调富裕是调养百姓性情的基础，教化是提高百姓素质的保证。他进而提出了“收孤寡，补贫穷” 《荀子·王制》) 的仁政举措。他主张“尚贤使能”( 《荀子·王制》) ，认为这是建功立名的最佳选择，并把它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指出“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 《荀子·性恶》) ，选才要做到既不顾亲疏，也不论贵贱，只考察是否有真才实学，这与管仲的“举贤上功”异曲同工。（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谢 怡、李义勇《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论齐地慈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7月第37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