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通商以来，社会急剧转型，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救济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各类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另外受外来思潮的影响，近代上海慈善组织的机构、职能、资金来源方式、救助办法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在城市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反映近代上海社会的一面镜子。本文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管窥近代上海社会。

　　闸北慈善团创建于1912年，是当时闸北地区商人领袖钱贵三、沈联芳、王彬彦等人在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建立的，凭借他们的个人关系和号召力，闸北慈善团内部形成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个人网”，该团主任王彬彦以其特殊的贡献和声望成为内部网络核心，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商人的参与下，闸北慈善团资产的置办以及经费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慈善活动也得以顺利开展，开办了育婴堂、惠儿院、妇女寄养所、医院，另外还进行施粥、施棺代葬、天灾救济、战后救济活动以及其他地方公益事务。闸北慈善团最初是由个人所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一方面扩大了自身的基础和影响，另一方面凭借这种影响将网络拓展到组织之外。闸北慈善团作为民国上海社会大坐标系中的一个慈善组织，在外延上形成以该团为中心的，与人民群众、社会团体以及当时政府所组成的“社会网”。闸北慈善团在发展过程中，伴随“个人网”和“社会网”所牵连的各种资源的不断嵌入，成为该地区最大最综合的慈善组织，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社会稳定，为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体现了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也透视了近代上海地方社会网络。

　　闸北慈善团是伴随着闸北自治而成立的，成为市政建设的一环，该团的主要负责人与地方自治的主要领导人有着高度重叠。凭借他们的个人关系和号召力，闸北慈善团内部聚集了一批主要以浙江籍、广东籍、江苏籍为主的商人成员。在他们的活动之下，闸北慈善团资产的置办、以及主要经费都得以保障，在救济活动的开展中更是反映了他们的建立之初的目的和思想观念，闸北慈善团的常态性慈善救济活动就是开办育婴堂、惠儿院、妇女寄养所、施粥、慈善医疗以及施棺代葬，这些都是传统的慈善事业的内容，但却体现出了新的救济理念，收养儿童、妇女并进行基本教育，还进行工艺培训以为他日谋生，并还对留养的妇女进行公开择配，让她们重返社会。施棺代葬不仅体现传统的丧葬观念，更是为了地方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些都体现了这一时期上海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传统救济理念与现代救济理念的交融。另外该团对来沪灾民进行救济，积极参与战时救济，战后收容溃兵工作维护地方稳定和安全，还积极参与各种地方事务的协调和讨论，以上无不体现出该团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地方市政建设中来。

　　但 1927 年以后，闸北自治结束，一切开始发生了转变，就后期已有成员来看，他们主要还是以商人为主，成员中的大部分曾经参与过闸北自治运动。但这一时期商人的自主性减弱，政府权利增强，开始对慈善事业进行监管，成立财产整理委员会进行财产清查，该团主要经费政府拨款，相较于以前减少了一半，这对慈善团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慈善活动内容减少，主要办理传统的慈善救济内容，主要是惠儿院、妇女寄养所和施粥，不再涉及地方公益事业。

　　本文以闸北慈善团作为切入慈善史研究的一个视角，借此呈现各种复杂的关系，闸北慈善团与其说是一个慈善团体，还不如说它是一张“网络”，在组织内有一张主要由商人基于地缘、业缘而结成的个人网，这张“个人网”贯穿于闸北慈善团发展的始终，在组织制度、资产、经费、慈善公益活动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也透视了部分地方商人网络。在组织外部，则有一张与民众、社会团体以及政府间互动而形成的社会网络，主要表现在闸北慈善团通过慈善救济活动以及各种互动方式，不仅向民众宣传了自身的慈善宗旨，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建立与民众的广泛联系，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认可；与其他团体结成一张互帮互助的组织网络，以此推测近代上海慈善事业也已形成网络。这种自发的联合和协作，不仅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在应对更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力量不再单薄，也反映了民间社会团体的活力十分强大，在应对近代城市变化时能够进行自我调节。该慈善团与行政当局呈现出反比关系，具体来说，行政当局较弱小时，闸北慈善团能够发挥自主性，双方呈现良好的合作关系；行政当局权力逐渐增强时，闸北慈善团自主性减弱，在国家监督、指导下发挥效力；行政当局权力很强时，闸北慈善团直接退出社会救济领域。在近代中国各群体或阶层经由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学缘的以及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等关系结成网络介入到社会事务中。可见，闸北慈善团内外网络体现了中国特有的社会动员方式。（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王琼《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