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时疫医院”是由沈敦和、朱葆三、窦耀庭等人于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一所传染病 防治医院，因其位于上海市西藏中路与爱多亚路交界口，后来也被称为“西藏路时疫医院”。因为该医院的组织者多为当时上海的社会名流，所以医院运营资金较为充裕，治疗疫病成效显著，在上海地方社会中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争的破坏，大批的难民涌入上海，使得医院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面对这种严峻考验，“上海时疫医院”通过慈善义演的方式，一方面使经费紧张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另一方面借助义演的社会渠道，为近代慈善事业与医疗事业的互动，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提高了医院的社会影响力。

　　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通商口岸，自清末以来由于战争及灾荒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大批的流亡难民涌入上海，使得近代上海的城市人口压力日益增大。因为时人公共卫生意识的淡薄和社会医疗资源的匮乏，上海地区经常爆发大规模传染性疾病，造成严重的公共安全隐患，公共卫生问题逐渐被纳入到上海地方治理之中。为此，上海的地方精英在国内率先建立了一系列公共卫生设施，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上海时疫医院”作为本土自发成立的一所传染病防治医院，在上海地方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医院成立时间较早，跨度时段较长，并且组织者多为当时上海的社会名流，在时疫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因而在社会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上海时疫医院”成立的背景、时间及原因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潮流之中，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之下，传统中国的医学理念和治疗方法受到强烈冲击，近代西方公共卫生体系逐渐被引入和建立。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卫生局，由法国医生傅博雅担任局长，这成为近代中国城市卫生机构的开端。1907 年为了应对上海公共卫生问题，由沈敦和朱葆三等人发起，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第一家“时疫医院”，即后来的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在1910年抗击上海流行性时疫中，上海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该医院的示范影响之下，上海本土的时疫医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42 年，上海先后已有十所时疫医院成立。

　　关于“上海时疫医院”成立的原因，上海《申报》有明确记载: “本埠时疫医院、由沈仲礼朱葆三二君发起……去岁时疫盛行、该院以天津路屋小人多、不能容纳……决计购地建屋、已买定大世界对面西 藏路地产，绘图建筑。”从《申报》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该院成立主要是为了解决上海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两所医院的创办人皆为沈敦和与朱葆三。因此，联系沈敦和个人经历，该医院的成立似乎与沈敦和本人此时的身份转变有一定关联，在此之前他刚因故辞去了上海红十字会副会长一职，因而能够以更自由的身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1920 年成立的“上海时疫医院”与中国红十字会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属于两人以个人名义创办的一所私立医院。

　　“上海时疫医院”义演活动及成效

　　由于“上海时疫医院”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董事会成员向社会各界人士的劝募，其募捐对象容易受到董事会成员职业偏好及社会地位的影响， 因而，医院较为侧重对上海社会名流进行募捐，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定向募捐的特点。“上海时疫医院”发起的义演，采取了多种演出形式，主要有电台播音、慈善舞蹈、义务戏、义赛、义展、游艺会六类。“上海时疫医院”自抗战以后，举行义演活动日益频繁，基本上每年都会举行义演来筹募医院经费，在演出形式上具有多样化。首先以电台播音最为集中，占了义演总数的一半左右，是该院义演筹款的主要形式。其次为义务戏，而慈善舞蹈、义赛、义展和游艺会只有在某些特定时间段才会举行。六种义演筹款方式有机结合，有利于医院更为快速地筹募资金，保证了医院的稳定发展。在义演内容上，表演的种类也丰富多样，不仅有中国传统的艺术表演，如平剧、昆曲、 弹词、苏滩等艺术形式，同样还引入了许多西洋表演，如西洋舞蹈、魔术、球赛、园游会、话剧等。通过中西艺术文化结合的义演活动，使得观众在奉 献自己的爱心之余，能够欣赏到更为多样化的艺术表演和视觉体验，有助于提升上海市民阶层的 整体审美旨趣，更加生动地彰显慈善义演“寓善于乐”的文化传播效应。

　　慈善—医疗的融合

　　慈善与医疗理念的和谐共振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救济难民与治疗时疫之间产生了共振。“上海时疫医院”在章程中曾明确表示“以救治疫疠保卫生命为宗旨”，“本院由华人组织纯属慈善性质，对于无论何界一律待遇。”从医院宗旨中可以看出，“上海时疫医院”成立的初衷，便是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时疫患者的生命。在同一时期，“上海时疫医院”也在报纸上公开呼吁: “号金针药，概不取费，并增设免费病床至一百只，无分昼夜，随到随诊……本人类互助精神，救人救己真谛，予以热烈援助，共襄义举; ”可见“上海时疫医院”这种基于现实的人道主义关怀，在无形之中与中国传统的慈善理念 产生了共鸣。

　　这种“寓善于医”的思想不仅通过新闻媒体有所体现，在“上海时疫医院”的两位主要发起人 沈敦和与朱葆三的个人经历中，同样可以略窥一二。作为“上海时疫医院”早期的主要领导者，两人都是当时上海著名的慈善家，为医院的早期发 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令人感到唏嘘的是，就在“上海时疫医院”成立当天，沈敦和便因积劳成疾而不幸逝世。而朱葆三在临终前不久，“为上海时疫医院，犹冒暑亲自持册捐募，其乐善好施，至老不倦，洵乎为不可及也”。可以看出，“上海时疫医院”无论是从理念、宣传以及组织者的实际行动中，都将慈善理念贯彻始终，医疗救助通过慈善募捐的方式而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结语

　　“上海时疫医院”是近代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因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从医院的组织结构、筹款方式及治疗成效可以进一步探讨近代中国医疗事业的起步发展情况，以及义演在慈善与医疗两者之间起到的桥梁沟通作用。由于近代国民经济的整体凋敝，医疗机构的发展很难获得政府财政的充分支持，因此如何有效吸纳 社会资金，保障医院正常的财务运转，是近代医疗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考验。从“上海时疫医院”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该院在筹募社会资金方面所具有的高度灵活性。“上海时疫医院”借助慈善义演的方式，有效缓解了经费短缺所带来的医疗资源紧张问题，保障了医院的稳定发展。同时通过“寓善于医”的方式，将“乐善好施”的慈善理念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 来，为上海的医疗救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海时疫医院”为个案研究不但可以推动国内慈善义演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时有助于打破慈善史与医疗史的学术研究边界，推动两个研究领域的交叉发展。为当今社会如何促进慈善与医疗事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韩星耀《医疗与慈善：“上海时疫医院”及其义演活动研究（1920-1949）》，《南都学坛(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3月第4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