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药房是近代英国一种旨在为城市下层民众提供医疗救济的慈善机构，其兴起迎合了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需求，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通过创新医疗救济形式、拓宽医疗救济范围，慈善药房增进了下层民众的医疗服务供给，助力了英国的贫困救济。此外，药房的家庭探访服务也为其医务人员进行深入的疾病病理和治疗研究提供了便利，促进了英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并为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前提。

　　药房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起源于17世纪末。1698年，皇家内科医师协会在伦敦沃里克巷开设了伦敦贫困患者药房。这家药房本身只有两个房间，医务人员在此接待慈善病人，并分发药物。药房的开办是由协会约40 名成员自愿捐助的，每人10英镑。从一开始，就有大量的穷人到来。在最初几年，该药房配药的速度是每年4000 张处方。后来，这一数据上涨到每年18000张，并分别在圣马丁巷和康希尔的圣彼得小巷开设了分支药房。伦敦早期医学药房的建立，救济了大量穷人，深受社会下层的欢迎，推动了此后英国药房的兴办。

　　进入18 世纪后，医学人员陆续建立药房。然而，此间的药房形式各异，并无统一标准。如1732年，一群药剂师建立的一家药房，它仅被设定为对捐赠者的治疗，而不包括穷困病人；1750年，在伦敦柏立克街成立的一家药房，则是为付费病人和慈善病例提供“正规医师”的服务。1769年，乔治·阿姆斯特朗医生在伦敦红狮广场建立了英国最早的“贫困婴儿”药房。这是第一所以贫困婴儿为救济对象的药房。1772 年，阿姆斯特朗写道，“这家慈善机构现在已经运行了3年，在此期间，药品和咨询是免费提供的，没有向大约3300名贫困孩子的父母索要推荐信”。除了给生病的孩子开处方外，在药房，阿姆斯特朗医生把在饮食、卫生、衣着和清洁上教育父母作为他的事业。他个人承担了该药房运营的大部分费用，很少受到‘贵族和绅士’的支持，不久这家药房因阿姆斯特朗本人“陷入债务危机和其他不幸而关闭”。尽管如此，贫困婴儿药房的开设及运营，为此后药房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1770年，约翰·科克利·莱特森博士在伦敦奥尔德斯盖特街开设了一家综合药房，其中既有内科医生也有药剂师。这是首家建立良好、人员配备齐全、成功的药房，其独特的运作方式不同于以往的药房，成为此后其他药房的典范。与以往药房不同的是，莱特森将他的药房建立在一个互惠的义务体系上，由慈善人士协助写推荐信。想要进入药房的病人必须找到一个愿意给他们提供推荐信的捐助人。在病人离开药房时，规定他们必须亲自感谢这位推荐人。正如马兰所说，“推荐信是富人慈善冲动的显著象征，是穷人感恩和顺从的激励”。通过引入推荐信，莱特森的药房加强了捐赠者和贫困病人之间的互动，为其赢得了广泛支持。通过提供推荐信和家庭护理，莱特森的药房得以向“有用和值得帮助的”穷人提供有效的医疗救济，赢得了慈善人士的广泛认可。这在为其接受慷慨捐助创造条件的同时，也成为此后英国药房广泛遵循的范例。

　　在莱特森综合药房的影响下，药房在伦敦和各郡迅速建立。到1800年，英国共有38个综合药房。这些药房每年至少接纳10万名病人，总出诊率通常是就诊人数的3至4倍，其中约 三分之一是家庭探访，其余则是在药房就诊。这一时期，一些地区的济贫法监护官也选择认捐现有的药房，甚至着手建立新的药房，药房则统一按监护官认捐金额的比例来救治由其送来的病人。进入19世纪后，药房建设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在1820年，大都会约有25家药房，另有35家在各郡，更多的则是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建立的。药房的数量和受欢迎程度表明其得到广泛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在药房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些医学界最杰出的成员也为这些药房提供服务。如英国皮肤病学的奠基人罗伯特·威兰多年来一直是凯里街公共药房的医生；内科医师协会的审查员、皇家学会会员约翰·亨特博士，从1779年1月起担任威斯敏斯特综合药房的第3任医师；夏洛特王后的特聘医生詹姆斯·洛德也是威斯敏斯特综合药房的医生。通过在伦敦和各郡开设药房，劳动人民更有可能获得职业医疗。

　　直到19世纪后期，随着其他医疗卫生设施的发展，慈善药房的声望和重要性才开始下降。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贫困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日益为英国政府所关注，1867年《大都会济贫法》提供了一个济贫法药房体系；另一方面，医院通过对教学、研究和新技术的垄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地位，许多医院开始设立门诊部，药房的大部分工作逐渐被医院门诊部所接管。随后，药房要么继续作为医院的附属机构，要么作为门诊部被吸收。随着贫困病人向其他医疗设施的分散，慈善药房逐渐走向衰落。

　　由上观之，应对工业化转型时期英国城市社会和医疗需求的变化，慈善药房通过创新医疗救济形式、拓宽医疗救济范围，促进了贫富之间的互动，赢得了慈善人士的广泛认可，也为其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慈善药房也吸引了一批杰出的医学人士为其效力，增进了英国社会下层的医疗服务供给。据此可见，在英国社会转型时期，以民间慈善所主导的药房积极承担了其历史使命，为英国贫困人口提供了医疗服务。

　　医疗、慈善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近代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既是近代英国医疗社会变化的产物，也折射出近代英国慈善医疗与贫困救济之间的关系。18—19世纪的英国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城市化进程逐渐加速的社会转型期，英国政府旧有的济贫法医疗体系不足以满足贫民的医疗需求，而在自由放任思潮之下英国政府也未能对普通民众医疗市场加以干预。面对城市下层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慈善药房的兴起有效地弥补了这个空白，成为传统济贫法医疗服务与现代国家主导的医疗服务之间的过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慈善药房通过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救济，有利于避免穷困病人病情的恶化，以及劳动家庭因疾病而陷入赤贫状态。这使得社区摆脱了处理越来越多的因病而陷入贫困的个人或家庭，从而有效弥补了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也彰显了慈善药房医疗济贫的本质。

　　不仅如此，慈善药房还创新了医疗救济的形式、拓宽了医疗救济的范围，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门诊医疗和家庭护理等新型医疗服务，这既丰富了英国下层民众的医疗服务供给、助力了英国的贫困救济，也促进了英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一方面，药房立足基层，为下层民众提供门诊护理、医疗咨询及家庭诊治，弥补了志愿医院和济贫法的不足，成为转型时期英国城市社会一种重要的医疗保健形式。另一方面，药房医务人员深入贫困一线进行家庭走访，这既加强了他们与患者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也使得药房医生群体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疾病病理与治疗的研究，促进了近代英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18、19 世纪之交，许多药房医生积极投身于流行病医院的创建和公共卫生事业，为此后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慈善药房兴起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扶危济困、贫富互助的医疗慈善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英国此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元鹏成《论近代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历史教学》2021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