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1842年生于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1922年卒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他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之一的理论家、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和慈善家。郑观应一生中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海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屈辱事件，他怀揣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痛定思痛之余，寻求实业救国、慈善救国之路，并辩证地分析中国落后的根源，提出全面改革的大胆设想。1894年，其惊天巨著《盛世危言》出版发行，是医治当时中国思想的良药书籍，广受民众欢迎，先后重印20余次。郑观应毕生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国梦，被誉为“晚清全面看世界第一人”，他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兴办教育，与国人守望相助，满怀慈善情怀，扶贫济弱，被赐建“乐善好施”牌坊，永垂史册。

　　郑观应慈善思想之体现

　　（一）赈灾备荒

　　中国近代，是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时代。1875-1878年，“丁戊奇荒”席卷中国大地，全国多省地区受灾，据不完全统计，死于饥荒和瘟疫者在1000万人左右，是近代旱荒中最严重的一次巨灾奇祸。灾情发生后，郑观应与家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灾行列中，其父在家乡捐资以解燃眉之急，而郑观应则在上海筹捐赈灾以备长时之需。郑观应在上海筹捐过程中，广泛团结善士以积蓄力量，自1877年起，便与经元善、严作霖、谢家福等人在上海办筹赈公所，竭尽全力以谋赈灾伟业。同时，其好友李提摩太主张多种文化融会贯通，以工代赈，引起郑观应的共鸣。

　　惨绝人寰的灾荒深深震撼和刺痛着郑观应的内心，灾荒过后，他积极反思如何防灾备荒。在其《论治旱》一文中，他就明确地表明了该观点：“与其遇患而始图补救，何如未事而预切绸缪。”

　　郑观应直面当时水旱灾害频仍的现实，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总结经验，认为兴修水利是解决水灾的根本之法，提倡夹河筑堤，沿堤植树，运用西方机械挖走河中淤泥，是为“水灾一劳永逸之法”。

　　而对于治理旱灾，郑观应认为，广开沟洫和种植树木是解决旱灾“治本”之法。除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入手来解决水旱灾害的问题外，他还建议在社会内部建立稳固的备荒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人民抵抗灾害的能力。具体主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发展商业的基础上注重农业生产。郑观应认为：“以农为经，以商业为纬，本未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他提倡引入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介绍促进农作物生长所需的肥料获取途径及使用方法，改良农作物品种。第二，借鉴西方储蓄信贷制度，鼓励民众储蓄闲钱，以备不时之需。郑观应建议设立农社和平民银行，“百文以上既可寄存，错铣之微亦能起息”，百姓还可以通过贷款缓解购买农业生产原料的资金压力。第三，推崇德、法等国的灾害保险制度，筹备农业保险，减轻农民单纯承受灾害的压力。郑观应提出实现“损害分担，荒歉无忧”，在此基础上，主张构建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以官绅合力、以工代赈等多元化方式筹资，设立慈善机构，对灾民实施“教养兼施”。

　　（二）扶贫济弱

　　关爱流浪者。因灾害频仍，时局不振，近代中国流浪人口十分庞大。流浪人群大都缺乏生存必备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技能，进而依靠乞讨或抢劫为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郑观应主张政府与有钱善士合作，建立流栖局，广收流浪者，以期“贫有所归，病有所托。不致乞食市尘，频受鞭笞之苦；委身沟壑，徙伤哺嚷之难”。

　　关爱“猪仔”。晚清时期，东南沿海人口拐卖猖獗，大批中国劳工被卖到国外做苦力，备受迫害和虐待，生还率极低，这些海外华工被称为“猪仔”。郑观应积极呼吁民主，抵制贩卖“猪仔”倡导通过外交、法律等手段解决“猪仔”问题。

　　关爱妇女。在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妇女地位低微，常被不公正对待。有些妇女被当成商品进行买卖，为奴为婢。郑观应拟定《代赎灾民己卖子女章程》，切实保障妇女的权益。古代妇女缠足，实际上是对妇女肉体的压迫。郑观应呼吁政府下令禁止妇女缠足，剔除残害妇女身心健康之陋习。此外，郑观应还重视妇女受教育的权益，在教育问题上，提倡男女平等。

　　关爱溺婴。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限制，清朝盛行溺女陋习。郑观应深刻指出溺女的危害：“盖使一人溺女，人咸效之，则人将无女；人将无女，则人将无妻。”他呼吁官方和民间共同资助贫民养女，缓解严峻的溺婴现状。

　　（三）济世救国

　　教育救国。郑观应深深明白，社会若要进步、发展，就应培养人才，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而近代中国人口赤贫居多，政府力量较单薄，难以承受教育成本，如何解决教育资金问题成为当时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郑观应认为，“富者出资，贫者就学”是较好的途径。通过这种方式兴办教育，培养人才，能推动国家进步、社会发展。同时，郑观应还十分关注职业教育，认为人的天资不同，部分人可通过职业教育学有所长，以获得知识和技能去谋生，解决近代中国生计艰难的现状。贫民无业，社会不稳，郑观应积极倡导广设工艺局，“亦可令其技艺通习，资生有路也”，以免这些人变成无业游民，危害社会。

　　实业救国。实业救国是郑观应在早期提出的“商战思想”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并在《盛世危言后编》中系统论述。洋务运动开展期间，郑观应在盛宣怀的带领下，与一些志同道合之士先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华盛纺织厂、汉冶萍铁厂煤矿有限公司、铁路总公司及中国通商银行等大型企业，成为中国早期近代企业的主要架构。1893年后，郑观应进一步发展了“商战思想”，提出“振兴实业”的主张，并归纳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至此，郑观应由原先的买办人生，转变成实业救国的爱国人士。

　　郑观应慈善思想之成因

　　（一）中西方慈善文化的熏陶

　　郑观应自5岁进入私塾学习，直至17岁，其一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仁者爱人”、道家“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慈善思想的熏陶。郑观应的故土香山，是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较早的城市，香山人有出洋务工的传统，开放、融合、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家乡文化给郑观应带来了深刻影响。17岁，郑观应成年之际，奉父命远赴上海学习商务，以为家族效力。到上海后，郑观应开始接触英语，系统地学习西方文化，并结交了一些从事慈善事业的传教士，如傅兰雅和李提摩太。西方传教士的慈善思相使郑观应耳目一新，给了他很多启示。郑观应对比中西方对遗产的分配问题发现，中国基本上都是将家产传给子女后辈，而西方多将遗产捐赠给慈善机构。由此，郑观应对西方的慈善机构和先进的慈善理念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善举》一文中，郑观应重点介绍了西方国家的福利机构和社会福利事业，出版后社会反响巨大。后来再版时，为更贴近我国当时的国情，以引起更多执政者和广大贫民的关注，郑观应把这篇文章的题日由《善举》改为《恤贫》。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关于社会福利的文章，文中系统阐述了赈贫济难的思想。

　　（二）父辈言传身教影响

　　在郑观应的眼中，父亲郑文瑞“性孝友，重然诺，慷慨好义，有古杰士风”。郑氏家族素有慈善之风，时常将钱财捐赠至灾区，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名望。郑文瑞早期在上海当买办，后返乡教书，编录道德教本《训俗良规》《劝诫录》，并自费印刷，用传统儒学教化民众，净化风气。1871年，澳门镜湖慈善会成立，郑文瑞便是其中一员，其热衷于慈善事业，致力于筹置义田，兴建善堂，修建道路、桥梁和书院。至今，在中山三乡雍陌村，还存留他当年为方便乡亲出行而捐修的一条长逾千米的长条石板路——雍陌乡村大街。晚年，郑文瑞依然勤奋不辍，积极参与澳门镜湖医院的创建工作。郑观应的父亲身体力行，谆谆教诲子女要积善行德。在郑观应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下，郑家后代多有善士，积德行善的家风代代相传。鉴于郑家人的善举，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俯准广东香山县郑文瑞伊子郑官应等姓名载入广东省志并香山县志，籍示表彰而资激劝”。

　　（三）朋辈善举潜移默化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郑观应的朋友圈中，许多人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慈善之士，如余治、谢家福、经元善、盛宣怀等，这些人为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鞠躬尽瘁，他们的善举和慈善思想深深影响着郑观应。余治从事道德教化义举，致力于集资办学，以善书、善戏感化众人凝聚力量。郑观应与余治私交甚笃，余治时常带郑观应交朋结友，郑观应后来能融人以江南善士为主体的义赈群体中，正是得益于余治的举荐。谢家福热心慈善事业，多次参加赈灾活动，并在灾区设立义塾和留孩所，郑观应与其结为金兰之好。经元善出生于慈善世家，其父经纬长期主持上海同仁、辅元、育婴等诸善堂，经元善曾为专心赈灾而停歇祖业，在原址基础上创设上海协赈公所，赈灾范围一度覆盖整个华北地区。在设场赈灾的基础上，经元善还主张治河代赈，并得到郑观应的极度赞同。盛宣怀毕生致力于慈善事业，横跨半个世纪，参与的赈灾活动达60多次，赈灾之余，其还主张“以工代赈”。郑观应与盛宣怀因赈务相识、相知，关系密切，时常交流慈善心得。

　　（四）个人慈善情怀

　　郑观应自幼体弱多病，很小就懂得弱者的不易，长大后更是同情弱者。郑观应生性善良，对道家、儒家文化的学习贯通，以及家庭教育的影响，使其内心深处拥有浓厚的慈善情怀，希望通过慈善事业改观时代的不幸。郑观应所处的年代，灾荒不断，他经常奔赴赈灾现场，集聚民众力量，以应付灾荒。他不仅自己行慈善，还要求家人也行慈善，他深刻懂得一己之力的单薄，因此，其还致力于扩大慈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范围。于是，积极撰写善书，如《救时揭要》等宣传善行，劝导人们要心存善念，付诸善行，号召民众投身于慈善事业中。鸦片战争后，举国上下满目疮痍，却又难寻强国之道，为此，郑观应力求人心向善，以期同心同德，共同解决中国落后的社会问题，呼吁有钱之士为慈善事业捐款，兴办学堂及工厂，解决贫困大众的教育及就业问题。此外，他还倡导政府学习西方的福利保障制度，从体制层面构建慈善保障体系，惠及全民。（据《开封教育学院学报》）